一九二九年三月四日上午，北风哀号，大地生悲，数十名国民党军警，荷枪实弹地押着一位满脸伤痕的年轻共产党员，两名刽子手背插鬼头刀，凶神恶煞地跟在他的左右，时而踢他脚上的镣铐，时而推击他的背肩，朝着常德泮池坪刑场解去！他就是中共湘西特委书记刘泽远。

(一)

刘泽远，字正兆，又名荷初，1907年3月10日(即古历正月26日)生于常德县丹洲乡刘拱桥一个农民家庭里，其父刘新山，继承数十亩良田，为人忠厚本分，乐善好施。其母杨氏，出自书香闺门，知书识礼，待人谦和。

泽远刚满五岁，不幸父亲病逝，祖母伤心至极，不久也病故，其母年轻失夫，悲痛欲绝，赖有泽远才忍痛活了下来。

一九一三年春，泽远刚满六岁，母亲便将他送到外公杨汉义的学馆启蒙读书，他从入学之日起就理头读书写字，从不淘气，有时小朋友邀他玩耍，他总是说“俺妈妈晓得了会伤心的”。由于他刻苦学习，七年时间读完了四书五经，文章出众，能诗善对，周围人夸他是“丹洲小秀才”，因而博得母亲的欢心。杨汉义老人见外孙才气不凡，便劝女儿让泽远去“洋学堂”深造。

一九二〇年春，泽远谨遵母命，考取了常德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堂，就读于十九班。到了县城里，他依然朴实无华，勤奋好学，每次都是成绩超群，品学优良的好学生，深得校方和各科教师的称赞，更为同学所钦佩。

一九二三年春节刚过，泽远决然告别母亲，赴省城求学，凭个人的爱好擅长，考入华中美术专科学校。开学不久，省垣爆发了声援“二七”惨案爱国运动，这使泽远大开眼界，似乎到了一个新的天地。后在李庆南(团员、桃源人)、周锡龄(团员、常德人)等进步学生的影响下，他开始借阅进步书刊，如《新青年》《通俗日报》《共产党宣言》《劳工周刊》等，初步懂得了一些革命的道理，主动参加学校进步组织召集的会议。但此次爱国运动，竟遭到了湖南军阀赵恒惕的镇压，造成了震惊全省的“六一”惨案。年刚十六岁的刘泽远，就悟出了各地军阀是帝国主义蹂躏中国人民的帮凶，“军阀不除，国无宁日”。

一九二五年六月，声援“五卅”惨案的爱国运动，风起云涌，长沙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工人学生结成浩荡的队伍，游行示威，查烧洋货，宣布对英日帝国主义实行经济绝交。刘泽远闻讯即起，参加反帝反封建的行列，并书写反帝反封建的标语，绘画反帝反封建的漫画，同时也增强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了他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意志。这年九月，学校团组织批准他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这年冬天，刘泽远回到了家乡，他再也不象往日那样手不释卷地看书了，而是不停地走村串户，了解民情。他看到衣村那种凋零的景象，地主豪绅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官府对农民的税捐压榨，农民无以为生，不禁感叹万分。慈祥的母亲见他心思重重，感到愕然，便问他：“你怎么啦?”他激昂地对母亲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现在国破民穷，豺狼当道，我能不愁吗?”于是，他一方面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介绍省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实况，讲解农民受苦的根源，动员农民起来反抗地主老财的剥削和官府的压榨；另一方面耐心地劝说母亲卖掉了十一亩良田，得银元五百多块，全部救济那些啼饥号寒的农民，并挨家挨户地给他们送去，让他们渡过难关。

春节过后，刘姓族民公举刘泽远担任族校校长。他觉得这是一个宣传革命的好机会、好场所，想起了在美术专科学校同学的戴先凡(常德人，后加入共产党，一九二八年被敌人杀害)思想激进，经常共同痛斥当局的腐败，可谓志同道合，于是聘请戴先凡担任了族校教师。开学不久，他和戴先凡议定，利用四官庙的空房，创办了一所青年农民夜校，为避免反动当局的干涉，每晚先教学员识字、练珠算，待夜深人静了，就向学员进行革命的启蒙教育，启发他们组织起来，同恶势力作斗争，这为尔后的农民运动打下了思想基础。

这年五月，中共常德地方执行委员会派共青团常德地委委员康序焕，往常德西郊岩桥寺秘密建立了第一个农民协会。这个消息传到丹洲垸，泽远为之振奋，迅速向夜校学员宣传，激励他们同岩桥寺农民并肩战斗，学员们高兴极了，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纷纷要求泽远带领他们干。他因势利导，把学员集合在一起，共同举手宣誓：“同生死，共患难，铲除恶势力，推翻旧世界”。于是，以夜校学员为主体的“四官庙农民协会”组织起来了，会员很快地发展到三百多人。与此同时，他发动了八十多名青年妇女，秘密建立了常德第一个妇女联合会，组织他们投入反封建斗争。他的行动得到了中共常德地方执行委员会的赞许，而丹洲的农协组织在他的具体指导下，由秘密到公开，组织严密，斗争勇敢，成为常德农村反封建的中坚力量。

四官庙农民协会建立不久，常德城里爆发了反对苛捐杂税的工人运动，首先由人力车工人发起，各业工人立即响应，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县府的杂税局和榷运局，声势越来越大。中共常德地方执行委员会派员与刘泽远联系，指示他组织农民配合县城工人运动，在郊区农村开展反苛捐杂税的斗争。泽远接到指示后，毫不犹豫地组织了一百多名青年农民，一连捣毁了县府设在西郊的四个税务稽征所。这天下午当他们冲进西堤落路口税征所门前时，正遇着两名税征员勒索一位卖土机布的农民，声言“要将土白布全部没收”。刘泽远见此情景，义愤填膺，跨步向前，为那位农民夺回了布匹，并痛斥道：“你们假收税之名，巧取豪夺，天理何在?良心何在！”会员们怒不可遏，奋起砸碎了税征所的牌子，焚毁了各种坑人害人的册籍。税征所的陈所长，神气十足，走了出来，用恶语吓人，不料被刘泽远狠狠地打了两个耳光，惶恐地溜进了县城。丹洲农民反税捐斗争的气势，在常德可谓亘古未有，迫使官府撒销了设在郊区的各处税征关卡。于是，刘泽远不畏强暴、为民作主的名气便在全县传开了。

七月中旬，国民革命军攻战了长沙，第八军军长唐生智就任了湖南省主席，即派教导师驻常德，常德的工、农革命团体由此而公开活动起来。泽远受共青团常德地方执行委员会派遣，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并协同国民党左派骨干陈人金筹建国民党常德县党部。九月，县党部正式成立，刘泽远当选为党部执行委员，兼青年妇女部长。这月下旬，他由新任警察局政治部主任李庆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党的领导下，认真执行国共合作北伐的方针，并以国民党县党部执行委员的合法身份，驰骋于全县各地，发动男女青年农民，投入反封建斗争。

这年十二月，常德县的农民运动迅猛地向前发展，区、乡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可是前乡的偏僻山区，仍是一片沉寂，那里的农民仍处在地主豪绅的欺榨之下。泽远了解此情，心潮起伏，毅然向中共常德地委农运部提出要求，往黄州区一带的山区发展农协组织，调查土豪劣绅的恶迹。春节将到，泽远还在那里耐心发动群众，母亲思子心切，托人捎信，要他回家欢聚。他念母之情油然而生，决意回家过年。除夕的上午，泽远回到了家里，孤独的母亲见到他，显现出从来未有的喜悦。他见到母亲也感到十分高兴。然而，当吃年饭时，见到满桌的佳肴，高兴的脸上又蒙上了愁容，黄州区农民的痛苦在他脑海里浮现，他想：那些农民，漫说年关吃鱼吃肉，就是吃一顿白饭也难上难啊！当晚，他挥笔写下“管什么过年过节，看如何救国救民”的春联，端端正正地贴在大门上。正月初二的上午，泽远又告别母亲，返回黄州区继续工作……

第二年二月，全县农村反封建斗争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国民党常德县党部、县长公署和县农民协会，按照省政府颁布的《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件》，联合成立了“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泽远被任命为特别法庭的审判长。受命后，他决意首先公审全县最大的豪绅杨仲达，威慑其他的土豪劣绅，鼓舞农民的斗志。在征得国共两党组织和县农民协会同意后，他立即调动黄州区的农民纠察队，将杨仲达提拿归案。杨仲达乃世代豪绅，其祖父是清朝末年的翰林学士，因而“杨翰林”就成了他的代称。长期以来，他横行乡里，鱼肉人民……在公审杨仲达的那天，郊区各个农协会的会员，结成整齐队伍进入会场，要求处决这个恶贯满盈的罪魁。然而杨仲达的党羽也纠集了一伙歹徒，窜入会场，进行破坏和捣乱，并扬言：“杨翰林的一根毫毛要抵一个人头，看谁敢动他！”县警备中队的部分官兵，也被他们收买，荷枪实弹地闯进会场，配合杨仲达的党羽，伺机法场劫人。会场上一时骚乱起来。县农协委员长陈昌厚洞察其奸，马上调集县农民武装纠察队，控制会场周围，两派力量已是剑拨弩张之势。在这关系着农村反封建势力成败的第一次战斗中，刘泽远哪顾个人安危?他甩掉长衫，临乱不惧地走上审判台，令执刑战士将杨仲达拖到台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宣布了杨仲达八大罪状，判处了杨的死刑，就地处决。农协会员兴高采热，对这位年轻的审判长的智慧和胆量啧啧称赞，向他投去敬佩的目光。

(二)

五月二十四日，常德发生了反革命“敬日事变”。这天上午，省防军驻常的熊震旅部，突然紧闭城门，发动军警，围攻所有的革命机关团体，当天死伤革命群众六百多人，充满革命生气的革命古城，顿时变成了阴风惨惨的人间魔窟。泽远在农协会正和几位领导人议事，忽闻街上人声鼎沸，情知有变，他们迅速从后门冲出，分散转移。当他走到大西门时，正遇着一队士兵搜查抓人，不准行人通过。他急中生智，闪身躲进一家茶社。茶社的老板娘一眼认出了他，连忙把他拉入内房，藏在床后，自己便睡在床上称病。不多时，一队士兵闯进茶社搜查，见熟悉的老板娘躺在床上痛苦的呻吟，不便入内，只望了一眼就走了。机智的老板娘为他的幸免而深深地吸了一口长气。黄昏时节，泽远正为不能出城而发愁时，忽然从窗外发现城门口挤满了央求出城的菜农和商贩，他若有所思的收起了愁容，心想：守城部队迟早要放他们出城的，否则，敌军明天哪有菜吃?倒不如乘机逃脱虎口。他在茶老板的帮助下，换上旧短衣，戴上旧草帽，还借来一副菜篮子，打扮成菜农的样子，不慌不忙地挤进了人群之中。一会儿，守城部队果然奉令逐个检查放行，他镇定自若地混过了关卡。丹洲农协会员们翘首盼望他安全脱险，见到他那个模样回来，真为他捏了一把冷汗。国民党的残暴，使他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定了，第二天，他同县农协委员长陈昌厚，利用敌人互为轸域的行动特点，于常德、桃源两县交界的河洑山，准备聚集革命力量，转入地下斗争。

党的“八七”会议闭幕以后，省委派共产党员刘君儒到常德，找到了原中共常德地方执行委员会成员张盛荣、陈昌厚，以及刘泽远等，向他们传达了党中央的精神和省委的指示，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建立地下武装，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使刘泽远眀确了斗争的方向，增添了斗争的信心。他把隐藏在常桃边境山区的共产党员和农会骨干五十余人，集结于河洑山，组成了“农民自卫军”，紧握拳头向大家说：“以前，我们吃亏在没有掌握枪杆子，现在我们对敌人要以牙还牙，为死难的同志报仇”。有人问：“审判长，这能行吗?”泽远果断地说：“在城里斗不过他们，就在农村同他们较量。他们在明处，我们在暗处，有什么可怕的！”经过几个月的风风雨雨，他完全洗刷掉过去的书生气，脸上变得黝黑了，同农民的穿着也没有什么两样了，谁会认得出他就是半年前公审杨仲达的审判长呢?

十一月上旬，原省委书记彭公达，来到常德，“改组常德县委，建立湘西特委”，泽远升任特委宣传委员，兼常桃特区书记。为了把新省委的指示和湘西特委的决议迅速地贯彻到各县，他在彭公达的指导下，于中旬在沅水江心的草鞋洲召开了常、桃、石、临、澧等五县的县委书记会议，部署组党组军，开展武装暴动，逐步形成湘西农村武装割据。打这以后，附近各县的农民暴动迅即开展起来。。

潜伏在河洑山上的那支武装队伍，很快地发展到百多人。副队长刘秀山问泽远：“人有了，枪从哪里来?”他想了想说：“是呀，没有枪怎能狠狠地打击敌人，我们就不能找地主豪绅要钱要枪吗?就不能从国民党的清乡队手里夺枪吗?”之后，他把人员分成若干分队，白天隐在深山中操练，夜间分头下山，闯进豪绅家索取银元千块，设法购枪十余支，又夺取零星敌人的枪支四十余支，武装了自已。一天日落之时，泽远发现常桃交界的山脚下，来了七八个国民党士兵，身扛长枪，有气没力地向常德方向走来，他机警地来到山腰，在弄清敌人的虚实之后，带领十来个身强力壮的队员，腰藏短刀，装成打柴的农民，操近路下山，乘那些士兵侧身让路之机，抛开柴担，猛扑过去，把他们砍倒在地，夺取了枪支，队员们欢欣不已，都说刘委员用兵如神。

十二月上旬，常、安两县交界的白蚌口，驻扎了一支反动团防，拥枪三十余支，大队长杨先庚乃当地豪绅，根本不会治军。泽远决意要设法劫取他们的枪支弹药，壮大自己的力量。一天晚上，泽远正在运筹，戴先凡跑来告诉他：“听说二分队的周菊初有个堂表兄在那里当中队长，可不可从他身上作点文章?”泽远听到这个消息，高兴起来，连忙去找周菊初，当面嘱说计策。第二天，周菊初下山去白蚌口，找其堂表兄磨蹭多时，被介绍到团防大队当上了伙夫。古历腊月二十三日，刘泽远和县农协委员长陈昌厚(常德县人)率自卫队员二十余名，化装成各种商贩，分散来到常、安边境，次日清晨前往白蚌口，潜伏在团防大队周围，佯装做买卖的，待机行事。天将黄昏，敌人正狂度小年，酗酒猜拳，周菊初乘机打开侧门，泽远指挥队员闪身进入武器房，巧妙地提取了存放的全部枪支弹药，火速转移到事先准备好的柴船上，运到了丹洲垸，分藏在农民家里了。

常德驻军得到白蚌口团防大队枪支被劫的密报，联想到上个月几个士兵失踪，便怀疑是刘泽远的农民武装所为，马上出动一个连的兵力，封锁了通往河洑山的各个要口……泽远想：敌人的突然行动，必定与劫枪有关，如果他们在丹洲垸挨户搜查，分藏在农民家里的枪支，一旦被敌人发现，丹洲人民该要遭受多大的灾难啊！“一定要把枪支弹药运出丹洲垸”。队员们为运枪的事发起愁来，有的主张把弹药埋在地里，有的赞成用船运到外地去，还有的提出把枪弹沉入河中……泽远对大家说：“我们冒着生命危险劫枪，难道就是为了埋掉，运往外地，沉在河里?未必就没有别的办法?”他急中生智，终于想出了一条看来冒险的妙计——“出葬”。当晚，他挑选了十多名自卫队员，往丹洲垸的一块坟地里，挖出一具刚埋的老人尸体，又借来一副新棺材，将枪弹藏入棺底，然后用灰掩着，垫上床单，再将尸体放入棺内，并动员部分老人、妇女、小孩，组成“送葬”队伍，按当时“出葬”的习俗，一切安排妥当。第二天早晨，“出葬”队伍出发了，来到河洑镇口，却被敌人扣住，硬说里面装的是活人，不是死人，强令开棺检查。一个军官喝令几个兄弟，撬开棺盖一看，果然是一具死尸，又没有看出其它破绽，也没有发现与挂像悬赏通辑的刘泽远同貌的人，只好掩鼻走开，准许他们通行。他们就这样把枪支弹药安全地转移到河洑山。这天黄昏，城里的敌人出动大批人马，包围了丹洲垸，捶门打户地搜查，结果仍是一无所获，回城去了。丹洲垸化险为夷，队员们和老百姓对刘泽远更加信赖了，都说他“有神计妙算”，而他自己也从实践中丰富了斗争经验。

然而，湘西特委书记彭公达，这时产生了“左”的思想情绪，十二月份，他指示以传教为掩护而潜伏在县城内的特委委员李芙(临武县人)，筹划城内工人武装暴动，并部署郊外农民武装策应，力图控制县城。逆料此计为国民党发觉，破坏了我设在泮池街四号的共青团特委机关，李芙被捕牺牲。负责地下交通的共产党员黄承便，潜往泮池街联络，也被国民党暗中捕获，惨遭杀害。彭公达闻此消息，更加急躁起来，借特委组织委员蔡以忱(化名张仲平)和特委宣传委员刘泽远持有“革命潮流的低落问题”的看法，和领导武装暴动不够激烈，撤除了他二人职务。但是，刘泽远不因此而冒然行动，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他仍坚持用灵巧的斗争方法，凭借广阔的农村同敌人周旋。

春节快到了，湖南省委下达了关于开展年关暴动的指示。湘西特委立即在常德后乡的七姑山召开会议，决议在各县农村举行大规模的农民武装暴动，进而形成湘西武装割据之势。根据这个精神，泽远决意在常德县城的近郊区举行一次武装暴动，杀一杀敌人的威风。城西郊是国民党军队的出马场，有几个土豪劣绅为虎作伥，时常带起枪兵四处捕杀共产党和农会骨干，还组织了团防武装，到各个村庄残害无辜农民，也给农民自卫军造成严重威胁。泽远反复运筹，若大张旗鼓地在西郊暴动，城外的敌军随时可以赴援，不仅不能凑效，反而会遭到敌人的追堵截，陷于被动。他决心组织一个精悍的临时暗杀队，神不知鬼不晓地到敌人的眼皮底下，铲除几个祸根，为老百姓出一口气。

一九二八年二月三日晚上，泽远挑选二十多名自卫队员，个个身穿青短服，头裹青布巾，佩上大刀或短枪，俨如武松在世，他们飞奔下山，潜往离县城不到五里的西郊区，一举杀死了三个不法豪绅。他们首先包围了龙吉福的大院，将藏在夹壁里的龙吉福抓了出来，当场斩首。接着，他们闯进豪绅谢兴帮家，抓获了几个爪牙，不见谢的踪影，泽远分析，打手在家，主子不会远离，必定藏在他处。他要队员扩大搜查范围，终于从后院的草堆里发现了动静，将遍身颤抖的谢兴帮拖了出来，一刀结束了他的性命。这时，已是夜深人静了，泽远指挥队员们朝刘采清的庄院冲去，刘宅门栅紧闭，没法入内。泽远机灵一动，想出一条妙计，要一个外地队员假充反动团丁，送信叫门。正在床上吞云吐雾的刘采清，听到佣人报告，老以为是他控制的挨户团又发现了共产党的踪迹，忙令开门，自卫队员乘机跃入，直逼刘采清的内房。刘采清见来者气势汹汹，颤懔不止，连忙陪着笑脸说：“弟兄们请坐，是不是要我借济你们一点钱，好说好说……”刘采清话没说完，看到刘泽远走了进来，情知死到临头，刷地瘫在地板上了。泽远愤怒地历数了他买通帮会谋杀近郊区农协委员长肖洪贵、组织反动团防捕杀共产党员和农会骨干，纠集地主豪绅残酷迫害无辜农民等不可饶恕的罪行。队员们恨之入骨，将刘采清拖到院外，乱刀砍死。近郊区一夜砍死三个豪绅，震惊城乡，人们争相传说：“西郊区出了神兵，去无影，来无踪，专收恶人归天。”西郊区的反动团防，惶恐万分，再不敢夜间出门抓人了。有的豪绅，生怕“神兵”来取他们的首级，复而躲进了县城。

近郊区武装暴动告捷，大壮了自卫军的斗争胆气，泽远决心乘胜前进，派自卫大队长徐才益，率部袭击桃源边境的反动团防，占据畲田，建立了“徐溶熙苏区”，力图在常德边境山区开辟农村武装割据。至四月，桃源县驻军调遣一个加强营的兵力，前往“清剿”。我军势力单薄，枪弹甚少，又没有象丹洲垸那样的群众基础，怎能与强大的敌人对峙呢?泽远为保存力量，令其徹离，于五月辗转到太浮山，与湘西特委领导的陈昌厚为党代表的工农革命军第四支队主力汇合，继续坚持武装斗争。

七月间，国民党湖南省“清乡督办署”调动重兵，一面“进剿”我太浮山革命根据地，一面“清查”我地下党组织，省民政厅长陈嘉佑座镇指挥。中旬，我工农革命军第四支队被敌击散大部分壮烈牺牲。与此同时，湘西特委设在常德县城的联络总机关惨遭破坏，联络总机关负责人共产党员陈觉、刘大嫂等被捕杀害，特委书记舒玉林避走长沙。特委常委罗钧被捕判变。战友牺牲了，根据地被敌人占领了，特委机关被破坏了，泽远悲愤已极，恨不得马上向敌人讨还血债。在这紧要关头，他决然放弃常德据点，偕同共产党员王千祥、戴先凡、欧阳钧等，秘密转到常德、汉寿两县交界的兴隆区河伯桥，聚集共产党员和农会积极分子三十四人，乘夜袭击当地的团防大队。奈敌已有提防，共产党员周家倌及十余名队员英勇牺牲。

八月，泽远找省委关系到南县，与原益阳特委、南华安特委负责人詹乐平、崔汉章、徐少保等汇合，将南、华、安、益、沅、汉等六县特委扩大为湘西特委，建特委机关于南县，他担任特委书记，詹乐平和崔汉章为常委，徐少来等四人为委员，分赴到滨湖各县，发展党的组织，重建工农武装，决心凭借八百里洞庭，与敌作长期周旋。

(三)

就在刘泽远领导湘西特委重振旗鼓，壮大革命力量，准备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武装暴动的时候，交通联络员欧阳钧叛变了革命，向“国民党常德清剿指挥部”供出了刘泽远的下落。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即古历冬月二十一)，泽远在汉寿大连障召开各县地下党负责人会议以后，夜间住宿在辰卯号堤防公屋里。时至深夜，欧阳钧带起敌军杨营长及其部属数十人，包围了他们的住宅。泽远这时正在煤油灯下草拟特委工作发展计划，忽然听到室外有异常动静，便警觉起来，吹熄了油灯。当欧阳钧小声叫门，已知来者不善，他一面口头应付，一面准备突围。随同住宿一起的共产党员黄承广和刘福英(女)，立即持枪堵住前门，英勇拒敌，掩护刘泽远脱险，怎奈黄、刘二人中弹牺牲。泽远从后门冲出，越沟未成，跌入水中。敌军闻讯赶来，如狼似虎地扑向刘泽远，朝他腿上连刺数刀，鲜血染红了大片泥水，泽远几乎昏迷过去了，被敌人用箩筐拾到岩汪湖过夜，第二天被押往汉寿县城，数天之后解往常德，囚于常德陆军监狱。

狡猾的敌人，对刘泽远耍出了惯用的伎俩，假惺惺地派军医为他治伤，给予生活优待，并用高官厚禄诱他招供，想从他嘴里得到我湘西特委领导的各县地下党的情况。敌人的软硬兼施，不仅没有逼他说出了什么，反而遭到他的严厉驳斥：“你们抓共产党，说明你们怕共产党，自古道：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你们能把共产党杀绝吗?”军法官气急败坏地露出了狰狞面目，施以酷刑，也无法使他吐出真情。

军事法庭无计可施了，便将刘泽远转到地方监狱，国民党常德县党部对这位“湘西共魁”更不放松审讯。一次，敌人把他带到公堂，遣使两名特务，一边用鞭子抽打，一边胁迫他写出供词。泽远冷笑着说：“你们不是要杀尽共产党吗，那就杀吧！要我写，可以。”特务们老以为他顺从了，连忙给他摆好纸和笔。泽远置生死于度外，挥笔写下“我是共产党”五个大字。

一九二九年春节后的一天，泽远的母亲杨大娘及妻子龙三妹，抱着婴孩前来探监，他凝视着眼泪巴巴的母亲和妻子，顺手抱过小孩，欣慰地说：“想不到今天在这里团聚了！”他对母亲说：“妈妈，我自从落到敌人的手里，就没有想活着出去，我死了不打紧，只是苦了你”。他转而又对妻子说：“你要替我照顾好妈妈，好好抚养孩子，这孩子还没有取名，就叫遗珍吧，是我遗留下的一颗珍珠。我死后，在我的坟地栽根杨树，因为它容易发芽生长。”他母亲还有意倾家荡产托人救他，他劝说他妈妈：“我不招供，敌人不会放我，人生自古谁无死呢?你的儿愿意留得芳名死”。在旁的看守听了，也为他的视死如归的精神所感动。

三月四日早晨，牢房看守通知他“转到另外的地方去”，他知道自己就义的时刻到了，将身上紧藏的两块银元递给同牢的共产党员鲁自然：“这是原来的活动经费，你一定要交给组织，你的问题不要紧，人家不知道，敌人只是怀疑，出牢以后要继续干。”有几个同牢的难友哭了起来，他责备地说：“哭么得，怕死呐！眼泪也不该当着敌人流嘛！”看守把他带出牢房时，他向大家亲切告别：“少陪大家了，你们保重……”他走到监牢的前厅，几个刽子手凶神恶煞地给他手上戴上了镣铐，一排士兵监送。在解往泮池坪刑场途中，他昂首挺胸，注视街道旁的群众，不住地向他们招呼，告诫他们不要上国民党的当。街旁的人轰动起来。敌人慌了，拼命驱赶观看的人群，连忙塞住了他的嘴巴，并用枪柄朝他嘴巴打去，鲜血从嘴唇边流了出来。

年仅二十二岁的湘西特委书记刘泽远，英勇就义了，但他的事迹永垂青史，他的精神流传千秋。

解放后，党和政府为缅怀英烈，激励后人，将烈士家乡命名为“泽远村”，在他的墓前修建了纪念亭，树起了纪念碑。现在，泽远的动人事迹仍伴着滚滚沅水在洞庭湖滨广为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