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常德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有多少无名英雄，用自己的身躯铺开一条通往自由的路，用满腔的热血把自已的名字写进了永垂的青史。大革命时期，常德的革命史册上头一个血红的名字，就是常德县农民协会自卫部长吴承厚烈士。

吴承厚，又名吴兴斋，常德县善卷村下吴家(今武陵镇郭家铺村第二组)人，生于1902年，其父以农为业，家境颇为殷富，所生二子，长子吴文斋，次子吴承厚。

1910年，吴承厚的父母送他到族校启蒙读书，让他略识点文墨，以期日后理家、从商。由于他智力出众，又勤奋好学，私塾先生高士杰经常当众夸奖他，说他是个有出息的好孩子。吴承厚的父母满心欢喜，因而让他跟随高先生连续攻读诗书达10年之久，还兼学了小学堂所设的算术、常识等课程，成了下吴家村庄第一个有学问的青年。

高士杰见吴承厚一表人材，又知书识礼，便托人说合，将自己的女儿高菊仙许配给他。吴承厚的父母见书香之家主动与他攀亲，非常高兴，满口答应，择期为子订婚。吴承厚与高菊仙同窗多年，知她才貌不佳，内心本不愿意，怎奈是恩师之女，不好公开拒绝。

1921年秋，吴承厚考入常德省立第二中学，他十分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从入学的那天起，就孜孜不倦地埋头读书，对外界的事情则不愿闻问，同学们给他取了一个绰号——“蛀书虫”。他寄宿学校，很少回家，生怕父母谈及婚事。他打定主意，待学成之后，远走高飞，到他乡创业，自然就解除了婚约。哪知1924年9月，父母逼他完婚，他没有勇气让恩师难看，只好屈从。时隔一年半，高菊仙生下一个女孩，后因夫妻之间日益不睦，再没有降下后裔，而内心的苦衷却更大了，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宗法礼教则更加痛恨了。

省立第二中学是一所官办的五年制学校，可算是当时常德的最高学府之一，学生来自湘西各县，立志拯救国家和民族的进步学生确也不少。1922年春，马克思主义通过各种途径传到常德，这些进步学生参加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相继产生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特别是从1923年起，常德反帝反封建的学生爱国运动频繁发生，且每次都是以省立二师和省立二中的学生为主体，吴承厚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怎会不受到熏陶呢？随着新知识的增长，视野的扩大，同学们的影响，加上他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憎恨，民主革命思想开始萌发了，从1924年起，他开始参与进步同学组织的一些社会活动，关心起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来。

1925年6月，常德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学生爱国运动，声援“五卅”惨案，反对英日帝国主义。革命的洪流，把吴承厚推向了滚滚浪尖，他放下书本，加入了游行的行列，抗议英日帝国主义者屠杀我国工人的暴行。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却遭到驻常军阀部队胡念先独立旅的镇压。残酷的事实，使吴承厚进一步明白了，封建军阀是引狼入室的罪魁祸首，国家民族危在旦夕。他为此而叹息，时常重复古人之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学校共青团支部，觉得吴承厚是位思想纯正、爱国心强的进步青年，便吸收他为共青团员，且很快成为省立第二中学共青团支部的骨干分子了。

第二年夏，国民革命军开始从广州挥师北伐，攻入了湘境，直逼长沙，常德出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动荡局面。吴承厚在省立二中结业了，何去何从呢？家里的人几次进城劝他，回乡设馆从教，岳父高士杰也对他说：“论你的资历和学识，堪称当地名师，受人尊敬，何苦在外奔波!”但他执意不肯，决心要在城里迎接反帝反封建的风暴到来。

7月中旬，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教导师进驻常德，吴承厚喜出望外，兴冲冲地找到共青团常德地方执行委员会农委书记康序焕，向他倾吐了个人的志向，要唤起男女青年，摆脱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免遭象自己一样的婚姻的不幸。康序焕和吴承厚在省立二中同学，彼此了解，立即报请中共常德地方执行委员会同意，安排他一道从事农民运动工作。这时，常德的农民运动即将转向公开发展，吴承厚迫不及待地回到善卷村家乡，串连发动农民组织起来，同封建势力作斗争。郭家铺周围村庄的青年农民，听说吴承厚回家乡组织农民闹翻身，纷纷跑到报国庵，听他演讲。在几天的时间里，报国庵一带就有两三百人申请入会，常德前河的第一个农民协会就由此而诞生了。

9月，中共常德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兼农运部长陈昌厚，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结业归来，领导成立了“常德县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委派吴承厚为县农运特派员，并批准他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他来到斗姆镇(今斗姆湖区)从原建立的农协组织中抽调部分骨干，分途到各个村庄，大造革命舆论，首先串连发动青年农民，逐步扩展，仅两个月时间，那里的乡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至12月，吴承厚领导成立了斗姆区农民协会，取代了封建军阀设置的基层政权，各个乡农民协会都以他和区农协会的马首是从，那些旧职人员已为农民们所不齿了。

随着全县农民运动的迅速发展，保卫各级农协组织显得紧迫起来，县农协会筹备委员会决定调吴承厚负责组建全县农民武装纠察队。一个刚放下笔杆的青年学生，起码的建军知识也不懂，既不会使枪，也不会舞刀，承担这样的任务可不是容易的事啊!吴承厚的革命意志，比钢铁还要坚韧，即使是千斤重担，也敢于挑起来，怎会畏惧退缩呢？他打定主意，首先从全县各区、乡农民协会中，挑选了40余名勇敢而坚定的青年农民，组成县农民协会直属纠察中队，他兼任中队长，然后部署各区、乡农民协会，按县直属纠察中队的模式组建，先后建立起区农协会纠察大队12个，乡农协会纠察中队近300个，队伍逐步壮大到8000多人。

全县农民运动蓬勃开展起来之后，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仇视乃至破坏农民运动的事件时有发生。吴承厚深知肩负的责任重大，关系着全县农村大革命的成败，他决心严厉地打击那些反动豪绅的破坏活动，竭尽全力地保卫既已取得的革命成果。

1927年元月，周士区大土豪刘廷桢，因过去收租用大斗、卖粮用小斗，坑害农民，受到农民协会的冲击。其子刘树华，在省防军张国威部任副团长，闻讯含恨在心。春节前夕，刘树华回到家乡，诬蔑农民协会成员“是一些无恒产恒业的游手好闲之徒”，并造谣说：“省政府决定，农民协会要由国民党来办”。他买活国民党周士区党部内部分右翼分子，拉拢后进农民，勾结地主豪绅，同我区农民协会分庭抗礼。并操纵国民党周士区党部，计划于元月21日召开“改组农协会”的群众大会。

吴承厚得知刘树华的所作所为，怒发冲冠，当机立断地率领县直属纠察中队，星夜赶到四贤区(今镇德桥)，即与县农运特派员廖顺之商定，火速调集农会骨干和纠察队员300多名，准时奔赴周家店永兴宫前，只见会场上两派群众持械对立，几个国民党右翼分子和士绅在台上张牙舞爪。吴承厚即令四贤区的纠察队员，插入两派群众中间，持枪的县直属中队排在会台两侧，把整个会场控制得严严实实。

吴承厚从容地走上合去，冷笑着说：“这个会场多威风啊，大有剑拔弩张之势，是谁主持召开的呀，真有能赖。”

坐在台上的几个仇视农民运动的士绅，故作镇静，吱唔其词，诡称是“为着周士区农民运动的发展”、“号召支援北伐”。站在台后的刘树华，情知阴谋已经败露，悄悄离开了会场，径直往常德城走了。

吴承厚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当众揭穿了他们破坏农民运动的阴谋，号召农友们团结起来，共同对付欺压人民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受骗群众明白了真相，纷纷放下手中的棍棒，对那些挑拨离间的坏蛋咬牙切齿。在场的农会骨干，高兴地走到受骗的农友们面前，欢迎他们重新加入农协组织。顷刻间，会场上出现了热烈的气氛，都十分钦佩吴承厚的智和勇，轻而易举地粉碎了反动豪绅的破坏活动，避免了周士区农民之间一次由坏人煽动的内讧。

1927年2月中旬，县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召开全县农民代表大会，300多名代表一致拥护吴承厚担任县农协委员、自卫部长。他十分激动，决心不辜负农友们的信赖，坚定地站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的前列，保卫乡村民主政权，哪怕牺牲自已的生命。

3月，吴承厚根据省农民协会的决议，将各级农民纠察队更名为农民自卫队。他想：“革命形势飞速发展，斗争更为激烈，保卫胜利成果，维护社会治安，已成为农民自卫队的神圣使命，这支庞大而分散的队伍，必须统一指挥。他决然召集全县自卫队骨干会议，成立县农民武装自卫总队，自兼总队长，并主持制订出农民自卫队章程，明确规定：必须服从自卫总队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必须佩戴臂章和武器(长矛或者大刀)；必须具有“舍身取义”的意志和气概；必须按地域巡逻，维护社会治安，严防敌人的破坏和捣乱。经过他的精心谋划，全县的农民自卫队开始向正规的地方武装发展。

5月上旬，中共常德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廖如愿，参加党的“五大”回到常德，决意在常、桃等县范围内，筹建一个军的兵力，并派陈昌厚负责。吴承厚得到通知，火速行动，计划首先在县城里组建一个团，对付驻常国民党军队发难。正当筹集枪支，准备集合人马的紧张时刻，长沙发生了反革命“马日事变”。他严密注视常德驻军的动静，紧急动员县农民武装直属中队，作好随时应变的准备。

5月24日早晨，省防军驻常独立旅长熊震，突然下令关闭城门，出动军警，围击所有革命机关团体，派一个加强连的兵力，向县农民协会机关(即县城隍庙)扑来。正在机关内召开紧急应变会议的几位领导人，县农民协会委员长张骏，县特别法庭审判长刘泽远等，听到风声，急商转移之事，可前门已被敌军卡住。在这生死关头，吴承厚不是想到自己，而是非常担心几位主要领导人的安危。他立即派几名精悍队员，保护张骏、刘泽远从后门撤走，自已却坚持留在庙内，决心同敌人血战到底。他将40余名武装自卫队员，分成三个小队：一队登上庙楼，窥视通道要口；另一队堵住庙后门，不让敌人突破；他亲率一个小队，扼守前门，在两侧的围墙凿穿两个洞孔，安排几名枪法较好的队员，随时准备击退敌人的来犯。

这时，100多敌人逼进了庙前小巷，距庙门只有20多米远了。吴承厚一声令下，子弹象雨点一样飞向敌阵，应声倒下10多具尸体。

敌军遭此迎头痛击，发起疯来，凭借巷旁小房作掩护向庙内发起威慑性攻击，两挺机枪象放鞭炮似地吼了起来，几十条步枪也朝庙内射击，约两米多高的围墙上，弹痕累累，10多公分厚的庙门上，被击穿了无数个窟窿。我扼守在庙楼上的小队，在敌军的猛烈射击之下无法抬头，好几个战士中弹牺牲了。吴承厚急令他们撤到楼下，严防敌人攻破围墙。他要全体队员节约子弹，以便多消灭几个敌人。

敌人一阵猛射之后，停了下来，向庙内喊话：“吴部长，放下武器吧，保证你的安全，不要自寻死路。”吴承厚早已把死置之度外，怎会怕敌人用死来威胁呢？他对同志们说；“眼前的活路只有一条，就是打退敌人，冲出城外。”队员们也明白，放下武器并不是生路，死也要多杀几个敌人，决不白白丢命。

敌军中还在继续叫喊，妄图动摇自卫队的军心，放弃抵抗。吴承厚咬牙切齿地说：“跟我除掉那个摇唇鼓舌的家伙！”守卫在墙孔边的枪手，瞄准敌方，捕捉时机，他屏住呼吸“叭”地一枪，那个露头喊话的小头目应声而倒了。吴承厚见此情景，脸上露出笑容，连声说“打得好，打得好。”

敌军连长见逼降不成，反而送了几个弟兄的命，非常恼怒，喝令部属分三路向庙内发起强攻，“要活捉吴承厚，可得赏金500块大洋”。在火力掩护之下，敌兵开始行动了，有的搭梯爬围墙，有的用斧头锤子砸墙门。有的向庙楼投掷火把，还有的从另一侧向庙内猛烈射击……

敌军终于突破了自卫队的第一道防线，拥进了围墙内，立即展开对庙门的争夺。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刻，吴承厚无所畏惧，指挥一小队严守庙门口，浴血奋战，打得敌兵不敢接近庙门。然而好些同志饮弹身亡，有的已身负重伤而奄奄一息了。为保存力量，吴厚急令紧闭庙门。

庙门前的短兵相接，吴承厚没有遭到弹击，他感到十分奇怪，心里在琢磨着，“敌兵为什么不向我开枪？难道熊震别有用心，想活捉我为他效力？”他猜透了熊震的诡计，决定乘此机会，多赚几条性命。

眼看敌人把庙门砸开，吴承厚带着同志们登上庙楼，卡住楼梯口，准备同敌人作最后的拼杀。

忽然间，一声巨响，庙门倒下了，10多名敌人钻入庙内，猫着身子朝楼梯口逼来。吴承厚端起六子连枪，连发数弹，两名抢先上楼梯的士兵也抢先见了阎王。

猛烈对阵持续了半个多小时，死死地把敌人压在楼下。怎奈同志们大都牺牲了，子弹也没有了，敌兵开始向楼梯冲来了。面对死神，吴承厚仍不放过最后一息的争斗，他拉着两名战士，爬上屋顶，朝围墙内的敌人射去最后两颗子弹后，把枪一甩，搬起顶墙的砖头瓦片，朝下面乱扔，只希望这些砖头瓦片落在敌人的头上，为死难的战友们索回血债。他一边扔一边吼道：“你们开枪吧，你们开枪吧!”然而敌兵为着500块赏洋，始终没有向他开枪。

敌人两挺机枪又叫了起来，压住周围的一切声音，几个士兵上了屋顶，朝吴承厚的背后爬去，越来越近，眼睛鼓得大大的，似乎500块赏洋就要到手了。吴承厚扭转身，两眼直冒仇火，朝他们扔出最后一颗砖头，一声呐喊：“战友们，我来了!”他纵身往下一跳，如陨星落地，躺在血泊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