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二日(即农历三月初三)下午，在常德县渐安区(今石板滩一带)荷花堰的路上，十几个荷枪实弹的国民党清乡队员捆押着一位身材魁梧满身伤痕的青年，他昂首挺胸，怒目圆睁，恨不得用全身的怒火把旧世界化为灰烬。他就是大革命时期党组织派往四贤区的县农运特派员、共产党员廖顺之，当被解到荷花堰一个茶馆旁时，忽然一声枪响，这位英勇不屈的共产党员被敌人杀害了，时年二十二岁。

廖顺之，又名廖维良，常德县灌溪(今灌溪乡富强村)人，一九○六年春，其父从广西告老还乡，路经长沙时，他出生了。家里可谓官宦门庭，祖父曾做过清朝的广东小官，伯父廖先松曾任两广抚台。其父廖先镇为清末武举，还乡后在灌溪买下几十亩良田，兴建了楼阁，乐享田园，在当地可称之为“小康之家”。顺之幼年，父亲就教他读书写字，后入私塾就读，一九一八年考入五里冲小学堂。他聪明伶俐，酷爱读书，人们都夸他“有过目不忘之能”，将来一定有大的出息。

一九二三年春，他父亲托好友广东雅教师送他到美国人创办的德山教会学校——峻德中学读书，在此期间，他刻苦好学，品学兼优，尤以英语成绩最佳。该校校长见他才气过人，又长得十分秀俊，欲将其女许以为妻，雅教师也从中说合。顺之本对美国人在常德的所作所为非常厌恶，怎愿与他们同流合污呢？他断然拒绝了。

顺之踏入峻德中学后，常德的民主爱国运动如春潮般地高涨起来。一九二三年春，武汉发生了“二·七”惨案，长沙各界爱国人民，尤其是学生，奋起声援，一股反帝怒火在省城熊熊地燃烧起来。然而，湖南军阀头子赵恒惕认贼作父，对学生的爱国行动实行横蛮镇压，酿成了“六·一”惨案。常德的进步学生，闻讯而起，与进步工人一道，声援长沙的爱国运动，抗议军阀的暴行。廖顺之出自爱国热忱，投入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斗争，他受其进步思想的影响，开始阅读进步书刊，靠拢进步组织，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逐步地在他脑子里扎下根来。不久，常德声援“六·一”惨案的学生运动，竟又遭到驻常军阀唐生智旅部的血腥镇压，死伤多人，这场斗争被迫中止。顺之目睹着军阀的凶横，心中燃起了熊熊的烈火，加深了他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刻骨仇恨。

一九二四年底，常德的爱国学生在我党团组织和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下，一场反对外国人在常德传教的斗争又兴起来了，成立了“非基督大同盟”，他们走向街头，呼吁广大爱国者行动起来，反对外人用宗教奴化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廖顺之心里明白了，美国人跑到常德来办学，还会有善良之吗？他想：我是中国人，怎么听任它们的摆布呢？怎能听任它们毒害呢？他毅然离开了峻德中学，回到家乡，邀集几位志同道合的好友，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宣传活动，唤醒人民起来斗争。然而，他们的正义行动，却遭到了在唐生智部担任连长的大哥廖维生的反对，多次对顺之说：“你不要迷信你的那一套了，革命革命，明天你的脑壳都要革掉的。”兄长的指责和阻止，丝毫也没有动摇他的意志，他仍然坚信自己的革命信念，理直气壮地对其兄说：“你与我志不同、道不合，你搞你的，不要管我的事!”廖维生恼怒地说：“那好，从此我们不存在兄弟关系，你就莫回这个家了!”顺之满不在乎地回答：“这有什么了不起!”说罢，他拿起衣服行李离开了家庭，同一些进步同学从事革命活动去了。

一九二五年六月，古城常德爆发了声援“五卅”惨案的爱国运动，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民罢市，他们走出学校和工厂，举行示威游行，查烧日货，惩处买办商人，他们在这场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锻炼，从此，常德的革命力量日益壮大起来，人民的斗争热潮更加高涨。廖顺之从乡村赶到城里，积极投入斗争，并参加了查烧日货的行动小组，在这种斗争的熏陶下，他更加坚定了马列主义的信念，坚定了革命的人生观，他决心朝选择的这条革命道路走下去，走向赤色的世界，走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伐军进驻了常德，这块富饶的土地上结束了封建军阀的统治和争夺。这对于恨透了封建军阀的廖顺之，该是多么高兴啊!他迫不及待地从长沙回到常德，找到了我党团组织，要求从事实际的革命活动，为把劳苦农民救出苦海而甘愿献出自己的一切。不久，他经中共常德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农运部长陈昌厚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年十月，地委农运部长陈昌厚领导成立了“常德县民协会筹备委员会”，为了加速全县农民运动的发展，先后派出了一部分共产党员，分赴各地，领导农运工作，顺之被派往四贤区(今镇德桥一带)，发展农民运动。他觉得这是党组织对他的信任，也是自己的愿望，决心把四贤区变成农民的天下，叫地主豪绅从作威作福的宝座上跌滚下来。他来到四贤区，以县农运特派员的身份，组织部分进步青年，将地主豪绅施展伪善的封建会道门“同善社”的房屋划归公有，在屋前竖起“四贤区农民协会筹备处”的牌子。几个豪绅见状，情知大事不好，非常恼怒，多次找顺之交涉，说：“教堂是教徒祈祷的场所，不可亵渎”。顺之冷笑着说：“你们信善，做了多少善事？农民没饭吃，你们的善心何在？口头信善，实际信恶，难道这不是最大的亵渎吗？”钢劲有力的简短几句话驳得豪绅们张口结舌，无言以答，悻悻而去了。“同善社”教堂周围挤得满满的围观群众，向顺之投去敬佩的目光，议论纷纷，有的说他“吃了豹子胆”，有的说他“有遍身的武艺”，还有的老人玄妙地说他是“洪天王的部将下凡”。有些向往民主的青年农民，壮着胆子跑到顺之身边，围着他，向他表示：“我们愿意同你一起干，你领头!”人群中情不自禁地发出阵阵吼声，人们久久地不想离开。顺之凝望着他们，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是连连向大家点头示意。他想：四贤区的农民多么盼望翻身啊，对那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地主豪绅多么地仇恨啊，我能不带领他们好好干吗？！我要组织群众把四贤区的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即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顺之在四贤区开始活动了。他按照县农协筹备委员会的部署，一边发动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农民协会；一边发现和培养农民中的进步分子，建立党团组织。他带领殷麦秋、谭世杰等十多名进步青年，走村串户，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动员他们组织起来同恶势力作斗争。农民经过发动，觉悟到：“财主要我们当牛马，我们要做人”，于是四贤区各乡农民协会很快地诞生了。至年底，顺之指导成立了“四贤区农民协会”，由殷麦秋担任委员长，李镜湖任副委员长，谭世杰、丁为湘等为执行委员，它象一支火炬，点燃了全区的革命之火，农协旗帜很快插遍了整个四贤区，初步地形成了乡村民主自治的崭新局面。与此同时，顺之着力从农会骨干中培养党的积极分子，吸收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四贤区党支部，由他担任党支部书记，在农运中发挥核心领导作用，成为农民运动的中流砥柱。

顺之为了维护地方治安，保卫乡村民主政权，监视土豪劣绅，又着力组建农民纠察大队，乡农民协会建立了农民纠察中队，在全区卓有成效地创立了农民武装，得到了中共常德地委和县农协筹备委员会的赞许。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下旬，全省农民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了。会议的各种决议，使顺之的心更明了，领导农民运动的方向更清了。他以大无畏的革命气魄，多次组织农民集会，破除封建宗法思想，猛烈地冲击那里的封建势力。他根据省农民代表大会的《关于妇女问题决议案》，决心把妇女发动起来，投入农村反封建斗争。于是，他部署各乡农民协会，为妇女的翻身解放大造革命舆论，张贴“反对社会歧视妇女”、“坚决实行男女平权”等标语，号召妇女冲出闺门，走向社会，投入斗争行列。进步的青年妇女，在顺之的动员教育下，很快行动起来，带头剪发放足，带头破除神权、族权、夫权，并积极加入农民协会，同男人们一道闹翻身。廖顺之已成为她们公认的农民领袖了，一切以他的马首是从。

一九二七年元月，周士区的不法豪绅，勾结国民党区党部中的右翼分子，妄图颠覆农民的民主政权。土豪刘廷桢之子刘树华，在北伐军中充任付团长，闻其父受到了农协会的冲击而恼羞成怒，回到家里，伺机捣乱。他在农民中散布谣言，说什么“省政府决定农民协会要由国民党领导”，诬篾周士区的农协会员“是一些无恒业恒产的游民”等。并利用宗教关系，拉拢后进农民，在农协组织中制造分裂，致使周士区农协会濒于瓦解。廖顺之奉县农民协会指示，迅即带领四百多名青年会员，奔赴周家店，支援那里的斗争。当国民党周士区党部召开农民大会时，他们手执长矛大刀威武雄壮地闯进了会场，向到会农民展开宣传，揭露国民党右派同土豪劣绅勾结一起，破坏农民运动的反动伎俩，那些受骗农民，纷纷离开了会场。敌人的阴谋被粉碎了，会员们都赞颂他有勇有谋，胆识过人。

这年二月，县农民协会正式成立了，四贤区的农民运动更加蓬勃地向前发展。仇视农民协会的不法分子开始活动起来，他们为要保住自己的财产，与国民党四贤区党部中的右翼分子相勾结，利用封建家族观念，拉拢后进农民，分裂农协组织，妄图把农民运动扼杀在摇篮里。顺之着急了，一时想不出很好的对策，如果处理不好，有可能引起农民之间的冲突。三月间，县里成立了“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公审了全县最大的豪劣杨仲达，并判处了死刑。顺之的对策有了，他决意发动农会积极分子，严惩几个不法之徒，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灭一灭国民党右翼分子的威风。大豪劣陈道武，平日作恶不浅，民愤很大，农民运动兴起后又借助国民党四贤区党部的右派势力，对抗农民协会。顺之拿定主意，严惩陈道武，即派区农协执行委员谭世杰，带领农民纠察队，将陈捉拿归案。第二天，他以区农协会名义，通知各乡农民协会，带起会员来踏水桥张家祠堂前的大坪里，参加公审陈道武的大会。然而，有的会员听到一些风声，畏怯起来，敢于前来斗争的会员只有四五百人。顺之对区农协的骨干分子说：“我们的决心大，会员的胆子就大，他们不是怕那伙人兴风作浪，而是怕我们软弱无能。”大家听到他这么一说，个个摩拳擦掌，马上开始对陈道武公审，宣布了他的罪状，并处死刑。到会的会员和旁观的群众，欢呼起来，为他们出了多年来憋在心里的一口怨气。

陈道武被处死后，国民党右翼分子和不法豪绅，如丧考妣似地，含恨在心，暗地活动更加猖獗起来。国民党四贤区党部的欧阳畅，伙同陈道武的爪牙陈家帮，纠集一伙人，伺机将区农协执行委员谭世杰绑架到石公桥，说他是“杀害无辜”的凶手，是“破坏国共合作”的首恶，罪责难逃。顺之获悉此情，怒不可遏，立即带领数名农会骨干，奔赴石公桥，找欧阳畅评论，直驳得他哑口无言。欧阳畅见来者凶猛，又想不出什么借口，只好承认理亏，放出谭世杰。

欧阳畅被顺之问得理屈词穷，脸面不知放在哪里才好。群众也议论纷纷，说“欧阳先生奈不何二十岁的特派员，面子丢尽了。”他更加恼怒起来，誓要将廖顺之赶出四贤区。同区农协会的较量，他岂肯罢休？虽不能控制区农协，也要招纳人马同区农协分庭抗礼。他指使国民党区党部的青年妇女委员王梅廷。利用王姓家族观念，收买了石公桥乡农协会的负责人王继荣、王培江等，然后又控制了附近几个乡农协组织，以石公桥为据点，同四贤区农协会相对峙。

顺之救出谭世杰后，料定敌人不会善罢甘休，将会施展其他阴谋。他组织共产党员和农会骨干，分赴各乡农协会，对骨干和会员进一步发动，准备着更大规模的斗争，要在斗争中求生存，求翻身。当闻欧阳畅指使王梅廷网罗势力，与区农协抗争，有些共产党员和农会骨干意欲调集力量，同欧阳畅控制的农民对阵，尤其王姓农民。顺之劝告他们，要分清敌友，他说：“那里的农民同样受苦，一个命运，怎能皂白不分呢？倒不如将计就计，通过那里的农协组织，参加斗争王柏生的大会。”大家都觉得顺之的意见很好，几天后，顺之带领数百名会员，各个手执长矛大刀，浩浩荡荡地开到石公桥，将事先写好的公审豪劣王柏生的标语张贴出来，在桥北布下会场，即派农民纠察队员前往“王永盛商号”捉拿王柏生。欧阳畅等人见势不妙、暗遣王继荣报讯。王柏生闻讯丧胆，慌忙地从店铺后门逃出，渡过小河，匿于高峰堰老家，其子王梅廷生怕王柏生步陈道武的后尘，托人说情，愿向农民低头认罪。顺之见那伙不法之徒欺软怕硬，索性用强硬手段追缉逃犯，唤醒那里的农民。于是，派出两支队伍，一路查封“王永盛商号”，另一路赴高峰缉拿王柏生。王柏生丧魂失魄，混在秧田扯秧的人群中，逃脱了一条性命。农协会未捉到王柏生，便将其老屋里所藏的几百担稻谷查封了，分给了附近穷苦农民。高峰受骗的农协会员，悔恨自己不该听从王继荣的唆使，他们从心底里呼出：“还是农民协会好”，“还是廖特派员真正为穷人”。

四贤区农民运动的发展，确也是曲折的，斗争也是十分激烈而复杂的。国民党四贤区党部中右翼分子的分庭抗礼被处理以后，另有一股庇护土豪劣绅的封建势力，就象一堆厚厚的冰块，冒出袭人的寒气，在那些地方久久不能形成革命的热潮。四贤区南八堡是大豪绅赵香甫长期把持的势力范围，后进农民还把他当成“遮荫的大树”，农民运动兴起后，赵氏暗地用钱粮封住了他们的咀巴，受压榨最深的农民又不敢同他作对。顺之同区农协负责人反复筹划，决心乘惩处王柏生而燃起的革命烈火，把南八堡的那层冰块溶化。这年四月的一天，顺之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组织农会骨干数十人，前往赵家坪，分途到各个村庄，揭露赵香甫长期以来坑害农民，愚弄人民的罪恶事实，使农民知道赵香甫不是他们“遮荫的大树”，而是他们“受穷的祸根”。农民纠察队按照顺之的部署，前往赵家大院，欲抓赵香甫问罪，打听到赵香甫已经逃走，便将其兄赵平阶捆绑起来，追问赵香甫的去向。赵平阶支吾其词，不愿实说。农民愤极，令他戴上高帽子游乡，声言要他替赵香甫顶罪。南八堡的农民开始觉悟了，赵香甫长期精心冻结的冰块开始溶化了，许多农民情不自禁地喊出“打倒土豪劣绅”，“一心跟着农会走”的口号。赵平阶吓得魂不附体，生怕农协会把他押上审判台。廖顺之对那些顽固不化之徒，采取坚决打击。为惩一儆百，立即召开了一千七百多人的斗争大会，斗争了同农协会唱对台戏的不法豪绅陈堂甫，判处其死刑，并没收了他的家产。其他的地主豪绅也无可观望了，他们主动到农协会来认罪服罚，愿意接受农协会的裁处。

顺之在四贤区领导农民开展了几个回合的斗争，把土豪劣绅的气焰打下去了，贫苦农民可说是扬眉吐气了。当然，廖顺之也就成为他们公认的领袖。这是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

正当农村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的时候，一九二七年五月廿四日常德城里突然发生了反革命“敬日事变”，当天死伤革命民众六百多人。全县的农民运动也遭到国民党和新军阀的严重破坏，二百多名共产党员和农会骨干惨遭杀害，整个常德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四贤区怎会例外呢？国民党区党部的右翼分子又张牙舞爪了，土豪劣绅又卷土重来。顺之决然带起那里的农会骨干，和其他坚定分子，转入地下，继续进行斗争。这年七月，县农协副委员长康序焕在周士区发起农民武装暴动后，顺之为之鼓舞，接踵而行，他同那些农会骨干串连一部分农会积极分子，采取突然行为，冲向踏水桥，张贴出很多事先写好的标语和恢复农民协会的布告，声言要狠狠打击不法豪绅。有些豪绅听说廖顺之又恢复了农协组织，惶恐万状，便不敢公开同农民作对了。

十一月上旬，中共湘西特委委员陈昌厚在常桃交境，组建了农民武装，准备同敌人刀枪相见。顺之早意识到在敌人的腹地活动艰难，遂于九月秘密离开踏水桥，潜往常(德)临(澧)、桃(源)交界的黄叶岗，找到陈昌厚，受命往雷家铺一带，秘密发展农协组织，扩大武装队伍，同敌人展开武装斗争。

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二日(古历三月初三)，早饭过后，顺之路过石板滩荷花堰附近村庄时，被国民党清乡队发现了，敌短枪排排长刘协棠率部将他捉住，捆绑起来，准备把他解往县城请功。行至荷花堰茶社，刘协棠又耍出新的伎俩，想从顺之咀里得到陈昌厚的情况，勒索一笔款子中饱私囊。顺之大义凛然，痛斥他们的卑劣行径。这时，附近农民，闻讯大哗，直往荷花堰跑来。刘协棠见势不妙，将顺之拖到茶社旁的田间，朝他连放数枪后，慌忙逃进了县城。顺之倒下了，结束了他年轻的生命，他的血一滴不留地洒在那片沃土上了！

然而，烈士的鲜血并没有白流，正是他们的血，浇灌出了社会主义的鲜花，给人们带来了春天的温暖。顺之的英雄事迹，将永远铭刻在常德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