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涿州市楼桑庙村的北侧，高高耸立一座抗日英雄纪念碑，上面镌刻着“陈辉烈士之墓”几个血红的大字。每逢清明佳节，前来扫墓的人络绎不绝。有的手棒烈士的遗作，悼念这位年轻的诗人；有的噙着眼泪，呼唤着这位敌后武工队的政委。

一、“延安，我向往的地方”

陈辉，原名吴盛晖，1920年9月2日出生于常德县牟家桥(今双桥坪乡牟家桥村)，一个亦商亦农的家庭里。父亲吴昌铨，祖籍在安徽宁休，20多岁时迁居常德经商；母亲是桃源人，原本姓李，因家庭贫苦，出生后不久被弃于街头，由钟姓收养，取名钟梅卿，12岁那年被卖给吴家，始学文化，14岁时与吴昌铨成婚，生子女多名，大都夭殇，仅两女幸存，乃徙居牟家桥从农。吴昌铨54岁得生盛晖，合家欢喜，第二年又搬回常德城。

盛晖不满三岁，父亲因病去世，家庭日渐贫困，年仅34岁的母亲带着他和两个姐姐，漂泊于常德城乡，丈夫死后，她把希望寄托在盛晖身上，经常给年幼的儿子讲“孟母三迁”、“岳母刺字”一类的故事，教育子女长大后要做出一番事业。有一次，盛晖听母亲讲到岳飞背上有“精忠报国”四个字时，马上亮出背心，要母亲为他刺字，母亲只好说：“字刺在背上还不深，记在心里才深哩！”

1927年春，盛晖启蒙读书，进校仅三个月，常德城里发生了反革命“敬日事变”，数以百计的革命者惨死于国民党的屠刀之下，学校停课了，盛晖也不敢出门了。一天晚上，他问母亲：“那死的都是些坏人吗？”母亲把他拉在身边，悄声告诉他：“他们为穷人闹翻身，都是一些好人，切莫到外面讲。”盛晖明白了，把看到的一切深深地印入了脑海。他从小性情沉静，勤奋读书，成绩十分优异，跨入四年级就开始阅看《水浒》、《精忠传》等，常至深夜不寐。

1932年秋，盛晖考入省立常德中学。这所学校是湘西的最高学府，也是湘西学生爱国运动的发祥地，很早就有我党团组织活动。他进入这所学校，自然要受到一些熏陶。他爱好国文，喜欢看书，几乎星期天都在图书馆度过。

1935年秋，盛晖直接升入本校高中，教国文的王先生非常赏识他，鼓励他读文学作品，日后一举成名。一次，他到王先生房里得到高尔基写的《母亲》和鲁迅的几篇作品，如饥似渴地读了一遍又一遍，提高了他对社会的认识，进步思想渐渐地萌芽了。

这年冬，北京爆发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常德中学的进步师生开始宣传抗日救亡。盛晖对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的论调十分愤慨，开始向报刊写文章，以探索中国的社会问题和人生之路。第二年春，他写了一篇题为《向前进》的文章，抨击恶势力的支持者，规劝民族前途的悲观者，唤起人们挺胸向前，救亡图存。这篇文章在报刊上刊登后，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惊嚷，说他“文词激进，煽动民心”，见是个16岁的学生，才未以“赤色分子”查办。他发表文章的自由被剥夺了，心中燃起了不可压抑的怒火，但他没有退怯，署假名，写新诗，贴上墙报，揭露社会的黑暗。他曾写道：

    天昏昏，地暗暗，

    夜沉沉，路漫漫，

    庶子行路难。

    天神啊，

    何时把光明撒向人间！

1938年元月，中共湖南省工委派帅孟奇潜来常德，恢复和发展地下党组织，领导建立了中共常德特别支部。一天，地下党支部宣传委员向光源找盛晖聊天，对他说：“你写的《向前进》是篇好文章，希望你百折不挠地朝前走，当今青年，应以拯救民族、改造社会为己任。”向光源从袋子里掏出一本《共产党宣言》和几本进步刊物递给他，帮助他找到改造社会的方向。盛晖睁大眼睛望着向光源，惊喜地说：“哎呀，你是CP，我要求参加行吗？”这年二月，盛晖由周文雄、向光源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将个人的命运同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紧紧地连在一起了，他感慨地说：“马列主义告诉了我，现在的世界是一个吃人的血腥世界；它也启示了我，只有以牙还牙，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可诅咒的人……我，一个大手大脚的劳动人民的儿子， 投入了共产党的怀抱……”

盛晖加入党组织不久，湖南省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常德分会成立，常德中学的校园里不时发出抗日的吼声，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话剧队、歌咏队，开始在街头表演。盛晖心潮起伏，带头参加了进步学生组成的“抗日青年同盟”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积极地走进了抗日救亡宣传的行列，他对同学们说：“我不会演，我能写，唤起民众抗日，看那些官老爷又打什么官腔。”他一声不响地编写宣传资料，刻印救亡歌曲，主办宣传墙报，书写宣传标语。有些埋头读书的学生，也在他的影响下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

五月，学校奉省政府指令，凡应届高中毕业生赴省城军训，合格者发给证书，报考大学。盛辉无可奈何地随班去长沙，可他的心怎么也离不开党组织，离不开抗日宣传队。他在军训场所，度日如年，在写给“抗日战地服务团”的二姐的信中说：“你们在枪林弹雨之下，冒着生命危险，救死扶伤，这是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相结合的光荣工作。你的爱国行动给了我很大鼓舞，我有你这样一个勇敢的姐姐而自豪。高中毕业后，我要奔赴抗日前线，同敌寇拼杀，为千千万万死难同胞复仇。”从这时起，他的心往抗日前线飞去了！

军训不到一个月，盛辉邀集进步同学曾治中和曾治民，决然返回常德，找到地下交通员老胡，倾吐了个人的志向，要求到抗日的最前线去。老胡见他矢志不凡，又得知我党创办的抗日联大在武汉招生，便指点他先去延安学习。盛辉没等他说完，就蹦了起来，“延安，是我向往的地方，决心到延安去。”

几天之后，盛辉收拾好简单行李，带起大姐为他筹借的20元银洋，把老胡写给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信缝在衣角里，启程了。妈妈送了一程又一程，含着泪嘱咐他：“辉儿，你还没满十八岁，男儿有志在四方，妈不强留你，要记住精忠报国。”盛辉回过头，给妈妈鞠了一躬，朝着延安的方向走了。

二、“要为祖国而歌唱”

1938年6月，他改名陈辉，跋山涉水，闯过重重险阻，来到革命的熔炉一一延安，进入抗日联大，学习理论，学习军事，参加生产劳动。一年的紧张生活，使他得到了很好的锻炼，他的视野更加宽阔了，意志更加坚定了。第二年四月，他寄给浙江前线二姐的信中说：“我冒着巨大危险，安全到达目的地，这是座革命洪炉，又是抗日中心，千百万爱国青年汇聚成革命洪流。我要为祖国而歌唱，为祖国而战斗……”

1939年5月，陈辉学习结业了。校领导见他文学水平出众，有胆有识，便将他分配到华北敌后根据地，担任通讯社的记者。这时，我华北全被日寇占领，武汉也已沦陷。陈辉和战友们出发了，一路上风餐露宿，机警地绕过日伪军的封锁线，来到了晋察冀边区。目睹着被日寇烧杀后的惨景，他的心就象撕裂了一样，充满了对敌人的仇和恨，牙齿咬得咕咕直响，脸上涨得通红通红。

边区首长热情地欢迎他，见他年纪小，身体瘦，要他留在《晋察冀日报》编辑部工作。陈辉怎么也不依从，坚决要求到炮火连天的前线去。首长磨他不过，只好答应他。他满脸稚气地笑了起来，向首长敬了一个军礼，撒腿就跑了。

陈辉身挎文件袋，腰插小手枪，把一双不合脚的布鞋拴上绳子，乘夜越过京汉铁路，来到平西地区，紧握战笔，夜以继日地工作着，时而冲到战火纷飞的战场，时而跳进湿漉漉的战壕，又时而深入僻静的村庄，把我军民的抗日热情，痛击日伪军的战况，以及日寇的残暴行为，写出一篇又一篇的报道，投向延安，投向各个报刊，告知全国人民，推动全面抗战。

陈辉最爱写诗，他写的诗独具一格，常对战友说：“我喜欢写诗，而我写的绝不是老诗，我写新诗，将来走出我自己的路。”他来到晋察冀边区，共创作出100多首新诗，热烈地歌颂共产党，歌颂祖国，歌颂我抗日军民拼死杀敌的英雄气概。这里就举几个例子吧：

1940年春，陈辉针对当时的抗日悲观情调，创作出《为伊甸园而歌》，长达52行，其中写道：

    那是谁说

    “北方是悲哀的”？

    不！

    我的晋察冀啊，

    你的简陋的田园，

    你的质朴的农村，

    你的燃着战火的土地，

    它比天上的伊甸园，

    还要美丽！

    ……

    每一条山谷里，

    都闪烁着

    毛泽东的光辉

    低矮的茅屋

    就是我们的殿堂，

    生活一一革命，

    人民一一上帝。

《月光曲》是他1940年春在一次反扫荡中写的，其中有这样几节：

    “妈妈，你看，

    那是什么呀，

    是不是一群红色的马队

    闪电式地奔驰在河岸上？”

    “啊，孩子，那是晋察冀的子弟兵，

    他们呀，骑上太行山的骏马，

    趁黑夜，去夺回失去的，

    祖国的城市和村庄。”

    ……

    我们的红色的炮火，

    射过晋察冀的山岗。

    我们的白色的枪尖，

    刺进了敌人的胸膛。

    ……

    敌人的呜咽的血泪，

    流进了妈妈河滚滚的波涛里，

    泪儿呵，沉进了黄色的河底，

    血儿呵，将灌溉中国的土地

1942年8月10日，陈辉在拒马河八渡口，写下长达110行的诗《为祖国而歌》，倾吐了他对伟大祖国的无尚热爱，表达了他对革命忠贞不渝的情操。诗中写道：

    祖国呵，

    我是属于你的，

    一个紫黑色的

    年轻的战士。

    祖国呵，

    你的爱情的乳浆，

    养育了我；

    而我也将以我的血肉，

    守卫着你。

    也许明天，

    我会倒下，

    也许在砍头之际，

    敌人的枪尖戳穿我的肚皮……

    祖国呵，

    在敌人的屠刀下，

    我不会滴一滴眼泪，

    我高兴，

    因为呵，

    我一一

    你的大手大脚的儿子

    你的守卫者，

    他的生命，

    给你留下了一首

    无比崇高的“赞美词”。

这些诗，充满革命激情，发表在我党创办的《晋察冀日报》、《群众文化》、《诗建设》、《子弟兵》等刊物上，大大地激发了抗日军民的爱国热忱，增强了军民抗战的信心，同时也使人民看到了祖国的未来和希望。

解放后，作家出版社收集了他的遗作，出版了他的诗集《十月的歌》，诗人田间为之作序，说“陈辉是‘十月革命的孩子’。他的手上拿的是枪、手榴弹和诗。他年轻的一生，完全投入了战斗，为人民、为祖国、为世界，写了一首崇高的赞美词。”

三、唤起青年上沙场

1940年秋，晋察冀边区党委调陈辉到房、涞、涿三县联合政府工作，担任青年抗日救国会的宣传委员。

房涞涿位于平西地区和冀中地区中间，东临北京，西接保定，京汉铁路从中穿过，是抗日斗争最残酷的地方。日寇占领华北以后，在这里实行“强化治安”，经过无数次“扫荡”之后，又大力修筑碉堡和炮楼，组织特务队、宪兵队、警备队，建立保甲制度，图谋把这里作为它控制北京乃至华北地区的侵略据点。我边区党委决定建立房涞涿联县县委和政府，恢复抗日组织，在敌人的心脏里开展反蚕食斗争。

陈辉来到联县政府，毫不迟疑地向县委表示：“把青年带上抗日前线，是我的职责，困难再大，也一定把工作做好。”他化装成农民模样，深入到拒马河畔的白草山下，发展青年抗日组织。当时，青年们虽蕴藏着一股抗日救国热情，但面临敌人的频繁扫荡，又处在强大敌人的严密控制之下，不敢冒然出来活动。陈辉觉得：发动青年起来抗日，除向他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之外，要着重讲斗争策略，勇气应从策略中产生。他决心一个区一个区地、一个村一个村地动员青年、武装青年，投入抗日救国斗争。

孙各庄青年刘静安，原在房山县张坊读中学，因日寇扫荡，学校关闭了，他躲在家里学习医术。一天晚上，陈辉来到刘静安家，找他谈心：“你是中学生，有知识，抱何志向？”

刘静安丧气地说：“我能做什么呢？总不愿跟日本人干事，只想学点医药，为老百姓尽一点心意。”

“日寇烧杀抢掠，伪特横行霸道，山河遭践踏，人民受蹂躏，你关在家里学医，能安心吗？”陈辉反问他。

刘静安低着头，不吭声了。

陈辉把平西地区恢复了抗日政府的消息告诉了他，把八路军在平西地区斗争的战略战术向他作了介绍。一夜之谈，使刘静安鼓起了斗争的勇气，第二天就随陈辉从事青救会工作，把孙各庄50多名青年全部组织起来了。不久，他担任了一区青救会主任。

在两个多月里，陈辉深入到五六十个村庄，串连发展了数以千计的青年，参加抗日救国。他把这些青年编成若干个“青年抗日救国先锋队”(简称“青抗先”)，白天从事农业生产，夜间进行军事训练，面授斗争策略，组织群众挖地道，抗粮抗夫，散发传单，暗杀汉奸走狗，成了平西地区一支十分活跃的抗日力量，搞得日伪惶恐不安。

1941年夏天，县委决定由陈辉担任县青救会主任，他勇敢地挑起了这副重担。为提高各区青救会干部的政治思想和军事水平，迎接更严酷的斗争，他先后在沈家庵山区举办了两期骨干训练班，共培养了两百多名干部，在训练班上，他自编讲义，自授课，深入浅出地讲解社会发展简史、抗日战争的形势、敌我双方的特点，对敌斗争的战略战术，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等等。他经常对学员说：“一个人在一生中要干成几件事，要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绝不只是上炕认识老婆，下炕认识鞋。”他的言传身教，使训练班的青年骨干懂得了不少的革命道理，更加坚定了革命的意志，他们都把陈辉看成是他们革命的启蒙教师，当年曾参加过训练班而健在的老同志，至今也没有忘记陈辉给他们的教诲。

陈辉很重视运用革命歌曲激发全民抗战，他除了组织人教唱流行抗日歌曲外，还自创了《跟着中国共产党》，并自己谱曲。歌词是：

    日本鬼子象一只狼，

    狼来吃老百姓的羊，

    八路军就是一根打狼的棒。

    老乡们啊，

    咱们要跟着中国共产党。

    日本鬼子象一只狗，

    狗来啃中国人的骨，

    八路军就是打狗的大石头。

    老乡们啊，

    咱们要跟着共产党向前走。

这支歌很快地传遍拒马河两岸，传遍房涞涿，传遍平西地区……当时，人民唱起这支歌，尽力支援八路军的物资，好让他们去打狼，去打狗。

在紧张的战斗生活中，陈辉从不放下笔杆和书本。他的学习精神在边区八路军中是少见的，背包里藏的是书，口袋里揣的是书，每当一会儿休息时间，他不是看书，就是写作，领导上经常表扬他，同志们也非常敬佩他。

1943年秋季的一天，青救会骨干段诚从陈辉背包里发现一大卷创作稿子，陈辉告诉他：“这是我写的小说提纲，描写六渡村一位大娘，送子参加八路军，在艰苦的环境里自己开荒种地，把打来的粮食交给抗日政府，自己却在拒马河畔挖野菜充饥。抗日胜利后，我要发表这篇长达几十万字的《妈妈河》。”在陈辉的眼里，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的力量是赢得抗日胜利的根本。

1942年夏，日寇和汪伪军调动大批兵力，对房涞涿抗日根据地进行空前的“大扫荡”，想一口吃掉那里的共产党组织及其领导的游击队武装。石亭是涿西北连接山内外的一座重镇，驻有日军的一个小队和伪军的一个中队，共约300多人枪，正在向各村庄抢聚粮草，准备进山“扫荡”。陈辉主动承担起牵制敌人的战斗任务，配合八路军主力反扫荡。

一天夜间，陈辉带领一支由青救会骨干组成的60人的队伍，进入石亭附近的山地。他们一面组织附近村庄的老百姓，提防敌人烧杀抢掠；一面把事先印好的“劝伪军”传单，散到伪军驻地周围，动摇其军心。日军小队长狐疑起来，生怕我游击队乘机摧毁他们的碉堡炮楼，他要事先把我游击队消灭，然后进山“扫荡”。

石亭的敌人出动了，直向我游击队扑来。陈辉见鱼上钩，立即把游击队分成两个小队，一队卡住山口，截击敌人，把敌人拖进山地；另一队夜进石亭，偷袭敌据点，搞得敌人头尾难顾。日本小队长怒吼起来，倾巢出动，追杀我游击队。陈辉率部进入山地，凭借熟悉的地形，机灵的战术，时而化整为零，避免敌人的主力；时而集中一起，猛攻敌人的一翼，虚虚实实，隐隐现现，牵着两百多敌人的鼻子在山边转了五天。敌人被拖得气喘吁吁，不仅没有消灭我游击队，反而丢下了30多具尸体，还不知我游击队有多少人枪。

就在这时，一个姓史的游击队员叛变投敌，带引敌人抄小路把我游击队包围在青龙泉。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陈辉和几十名战士发出“宁可在沙场上战死，决不在敌人前下脆”的誓言，他们左冲右突，奋力拼杀，历经两个多小时的苦战，终于突破了敌人的包围，他带着队伍又出现在敌人的另一侧。

然而，三区青救会主任史文柬和几名队员，在突围中英勇牺牲了！陈辉撕心裂肺，泪如泉涌，思念的情潮怎么也难以平静，挥笔写下长达两千句的诗篇《红高粱》，悼念英勇的战友。他在诗的“后记”中写道：“史文柬的战斗精神是不死的。如果能表现出这位19岁的青年，为祖国战死的精神的万分之一的话，我就高兴了。”

四、重建抗日根据地

1942年11月，日寇在冀中和平西地区实行“拉网式扫荡”刚刚过去，开始到处抓人，扩建据点，挖沟修路。奉命转移到西部山区的中共房涞涿联县县委，决定挑选一批强有力的干部战士，成立一支武装工作队，由肖炳林、陈辉、董一欧、段诚、贾凤林等组成工作委员会，深入涞涿平原地区，开展抗日根据地的恢复工作。

在一个寒风呼啸的夜晚，工作队下山了！陈辉和战友们机警地穿过敌人的两道封锁沟，秘密来到拒马河畔的马踏营和古丘等村庄，眼看平原大地被日寇“扫荡”后的惨景，老百姓的尸首，房屋的残灰，锅坛的碎片，婴儿的啼哭……陈辉的心也破碎了，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炮声呵，

    在叫，在响，

    炸毁了张三的破锅，

    烧光了李四的草房，

    这时候——

    年轻的小伙子呵，

    到军队里去吧！

    用你那乌黑的大手，

    背起那杆大枪。

为扫除恢复平原抗日根据地的障碍，工作队首先进行除奸反特。当夜，陈辉和贾凤林摸到离城不远的伪警备队驻点，伏在大路旁。不多时，特务张波和赵太哼歌唱调地朝警备队走来，刚到伏地，陈贾两人虎地跃起，将他们打倒在地，手起刀落，结果了他们的性命。陈辉和贾凤林又摸到伪保长肖玉恒、维持会长张耀三的家，将其处决。消息传开，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那些为虎作伥的汉奸特务毛骨悚然，断定陈辉他们又下山了，不得不收敛自己的嚣张气焰。

这年底，县委派陈辉去前铺发展党的组织，恢复民主政权，建立起平原敌后立足点。前铺是个偏僻村庄，早在一年前陈辉在这里组织过“青抗先”，人们都认识他，特别是青年们都知道他是一位文武兼备的干部，主意特别多，对他很信赖。他来到前铺，便住在原交通员张汉青的家。

张汉清是个快满30岁的农民，胆大心细，对敌人充满仇和恨。日伪在第一次“扫荡”时，杀害了他16岁的内弟，逼疯了他的妻子，岳父被吓得一病身亡。从此，张汉青参加了“青年抗日先锋队”，经常扮作卖菜人，进城探听敌人的动静，散发传单，传送“鸡毛信”，成了可靠的交通员。这次敌人的“拉网式扫荡”，又把他的房子烧了。陈辉心里思量:这样的好同志，一定要把他培养成前铺的抗日领头人。

一天晚上，两人睡在破炕上，陈辉问他:“你愿意参加共产党吗？”

张汉青一笑，说:“我不早就是共产党吗？已经干了好几年共产党的事了。”

陈辉越发觉得他性情憨厚，感情真挚，忠诚可靠，于是详细地向他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性质、纲领、纪律，以及入党的手续。几天之后，张汉青成了前铺第一名共产党员。

在陈辉深入工作下，前铺很快地建立起党支部，恢复和扩大了“青抗先”、妇救会、儿童团，形势一天一变样，群众的抗日情绪又高涨起来。拨燃一盏灯，照亮一大片，半年之内，涞涿平原上30多个村庄的抗日活动，又生气勃勃了。边区党委通报表扬陈辉是优秀共产党员，《晋察冀日报》也刊登了他的事迹，称他为“肯动脑筋，不畏艰难，出色完成任务的模范干部”。

1943年春，陈辉担负了联县政府的民运工作。他了解到涿县伪警察中队长李春芳是东北人，学生出身，东北沧陷后来到华北，投靠了涿县县长杨开明。日本侵占华北后，杨开明当了汉奸，保举他当了警察中队长。他仇恨日本人，不残害老百姓，陈辉决意争取李春芳起义。

一天下午，陈辉假造了一份信件，带着敌工组干部赵玉石，装扮成李春芳的东北内亲，混进警察中队，在歧沟炮楼里见到了李春芳。

李春芳望了望客人，便说:“我可不认识你，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实说吧，我就是悬尝一千块大洋的陈辉，来拜访你，是告诉有人在暗算你，说你私通八路，仇恨日本人。”陈辉一边说，一边拿出那封信，摆在桌子上。

李春芳看了信，大惊失色，“唉，完了，要不是家乡沦陷，怎么也不想干这个差事。”

陈辉见到他的表情，便冲着他说:“你不必担忧，那两个特务已经被我们处决了，如果你想升官发财，可把我交给你们警备大队领赏。”

“哪里，哪里！我李某还不是那样黑良心。”李春芳连忙解释。

陈辉说：“目前，日寇烧杀掳抢，象李队长这样有家仇国仇的人，何不为救百姓救祖国出点力呢？”

“象我这样的人，你们会……”李春芳吞吞吐吐。

陈辉抢过话头，说:“我们早就欢迎你，相信你会走上光明大道。

李春芳紧紧握住陈辉的手，坚定地表示:“从现在起弃暗投明，报效祖国，同你们一道打日本。”

陈辉和李春芳商定，首先集中武器，然后把部队带到山区，一切供给由八路军负担。赵玉石留在中队，假称李春芳的内弟，当了中队副官。

陈辉回到马踏营，为促成李春芳尽快集中武器，避免夜长梦多，几天之后，便放出八路军就要攻打歧沟据点的风声，同时每天都派人到歧沟炮楼下喊话，制造攻楼的紧张气氛。李春芳佯装惊慌，以守卫岗楼为由，一面把人枪集中起来，一面进城向警备大队求援武器弹药。三天之内，李春芳集中了100多条大枪，4挺歪把机关枪，3门小钢炮。

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杨开明怕歧沟据点被八路军游击队摧毁，危及县城，要他的大舅子带100多人枪，准备增援歧沟。陈辉得此情报，当机立断，调集敌后武工队，火速跑到歧沟附近埋伏，阻击敌人，掩护起义队伍转移。他马上赶到歧沟据点，要李春芳抢先行动，集合队伍，宣布“进山整训，抗日救国”。有个小队长拔出手枪，威胁李春芳，赵玉石眼锐手快，“叭”地一枪将他打死，队伍朝前铺方向开走了。

增援敌军出城不远，望见炮楼浓烟滚滚，刚跑到歧沟旁，即遭我武工队伏击，乱成一团，丢下10多具尸体，慌忙地逃回了县城。

陈辉孤胆闯敌营，带回100多人枪和大批弹药，炸毁了敌炮楼，还击毙了10多名敌人，威震遐迩，成了平西地区的传奇人物。

五、拒马河畔斗敌顽

1943年春，陈辉提升为涞涿县执行委员，并兼任第四区区委书记和敌后武工队政委。四区位于京汉铁路以西的拒马河两岸，是敌我犬牙交错的地方，日伪军的炮楼哨所星罗棋布，铁路沿线都有日军岗哨，而且松林店车站驻有一支200多人的日本特务中队。在那里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无疑是十分艰巨的。

这怎能难住陈辉呢？一天晚上，陈辉要县武装大队派几名战土，摸到铁路东段，猛袭敌人的哨所，他率武工队伏在铁路西段敌人防守较弱的地方。东段的枪声响了，敌炮楼的聚光灯转向那里，几个哨所的敌人向东出动了。陈辉乘机把手一挥，飞也似地跨过了京汉铁路，等到敌人的聚光灯扫向这边，武工队早已消失在夜幕之中了。

陈辉来到拒马河西岸，立即展开工作。白天隐于地道或山洞，发动群众，建立游击小组，控制两面政权；晚上出没在敌炮楼岗哨之间，杀特务，除汉奸，劝说伪兵倒戈……

仅十几天，日军控制的地盘里发生了连串的事件，几个铁杆汉奸失踪了，几个特务没影了，好些伪兵逃跑了，连一辆军用火车也在松林店附近翻倒了。日军特务中队长荒谷川惊恐万状，他断定八路军游击队又到了那里，下令部属日夜搜索，逐村清查户口，连一点儿影子也没有发现。群众称陈辉的队伍是“来无影去无踪的神八路”。

第二年六月，地里的麦子熟了，陈辉按照上级的指示，组织四区军民开展一场护麦斗争。他一面发动群众快收快藏，一面组织武装力量阻击抢粮之敌。时至下旬的一天，涿县伪政府出动几百名日伪军，10辆卡车，几十辆大车，到拒马河西岸抢粮。伪县长王西宠亲自率领一队人马，行至后铺和古丘之间的沙滩，突然遭到陈辉带领的区小队和武装民兵的伏击，顿时硝烟弥漫，血肉横飞。王西宠以为遇到了钢八路，吓得从马背上摔了下来，跑掉了一只皮靴，也不敢回头去拾，扔下20多辆大车和抢得的粮食，狼狈地逃回了县城。四区军民护麦胜利，兴高采烈，都夸陈辉是他们的“钢政委”。

护麦斗争刚刚结束，征粮斗争又开始了。为支援八路军主力局部反攻，上级指示从富户中征收一批公粮。工作一开始，就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松林店村伪保长左胡子，跑到“日伪联防处”拍着胸脯说：“我姓‘左’的给姓‘八’的交了麦子，就不是娘养的。”夏辛店伪军小队长祖五吹，也拍着盒子枪叫嚷:“谁他妈的给八路军送粮食，我这家伙就不答应！”陈辉心想:不给这些坏蛋一点颜色看，征粮就会落空。

几天之后，正是松林店赶集，陈辉和通讯员王厚祥，扮成农民模样，挑担蔬菜混进了集市，闪身潜入左保长家中。晌午时分，左保长回来了，刚跨进房门，就被小王挤住了喉咙，陈辉把枪抵住左的脑袋说:“你姓左的不给八路军交粮食，有胆量，该赏你一颗子弹。”左保长吓得三魂掉了二魄，连忙跪着磕头，一面打自己的咀巴一面说:“我放屁，我不是人，长官饶命，愿为你们效劳。”陈辉指着他的鼻梁说:“就饶你一回，三天之后必须交齐公粮，何去何从？你自己看。”陈辉把枪一拍，走了。

陈辉和小王撒腿离开了松林店，又改扮成拾粪的农民，绕道来到夏辛店，伏在祖五吹回家的路边。黄昏时刻，祖五吹从岗楼朝家里走来，陈辉和小王从身后扑了过去，缴了他的盒子枪。

陈辉问道:“听说你这支盒子枪不准老百姓向八路军交公粮，是吗？”

祖五吹抬头一看，才知是陈辉，连忙跪下求绕:“饶我一条命吧，给八路军交公粮，决不反口。”

陈辉严正地说:“你认贼作父，真该一枪打死你，念你是中国人，给你一次赎罪的机会，三天之后必须把公粮交齐，否则我把今天的事告诉日本人，让他们来杀你。”说罢，把空枪还给了他，大踏步地朝拒马河走去。

祖五吹和左保长等人明白，如果日本人知道他们被八路军抓到后的保证，只有死路一条，索性背着日本人让老百姓给八路军交公粮，也为将来留一条活路、几天之后，他们催促富户把麦子送到了拒马河。

1944年夏天，华北抗日进入了局部反攻阶段，中共房涞涿联县县委决定抓住遍地青纱帐的有利时机，向日伪据点广泛袭击。陈辉心想:敌军据点早一天拔掉，人民就少一天灾难。他带领全区武装，配合县大队摧毁区内三个敌据点。

六月廿七日，陈辉带起武工队和民兵百余人枪，一举拔掉孙庄和横歧两个伪军据点后，便集中兵力攻打常村的日伪军炮楼。这个炮楼里驻有一个日本中队，共100多人，配有两挺机枪，100多条长枪，弹药充足，是涿县日伪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陈辉征求大家的意见，宜于智取，不可强攻。他们首先开展政治攻势，从中寻找战机。一方面在炮楼周围散发传单，动摇伪军的军心;另一方面夜间到炮楼附近向伪军喊话，劝他们弃暗投明，不给日寇当炮灰。

日伪中队长刘歪波，十分惶恐，连忙派亲信高小，前往县城求援。高小出炮楼不远，被我伏兵抓住，陈辉翻开“帐本”对高小说:“你是新城县的人是不是？你家里还有一个70岁的老母亲是不是？”

高小望着陈辉说:“是的，可我没有干那些缺德的事。” 陈辉严斥道:“你杀人放火没有干，奸污妇女没有干，跟着敌人扫荡有你不？这不是缺中国人的德吗？”

高小连忙说:“我一定立功赎罪，长官手里有帐的，决不扯谎，我可发誓。”

陈辉决定将计就计，把高小带到一个山村，假造了一封令常村警备中队“撤离据点，速反县城”的信，还仿刻了伪县警备大队的印章，盖在信上，要高小拿起信回常村复命。

天刚黑，高小乖乖地把信交给了刘歪波。不到一个时辰，只见常村炮楼的全部人马匆匆地离开了据点。陈辉急令武工队埋伏在通往县城的要口，准备截击敌人，另派几名战士去烧毀炮楼。

刘歪波带起警备中队来到县城，被警备大队长汪旭昶大骂一顿，还打了几个耳光，令他火速返回。刘歪波才知上了大当，一路小跑，远远望见炮楼浓烟滚滚，好似阎王抓走了他的头魂。他有气没力地往前走，忽然道旁杀声四起，一排排子弹象雨点一样地朝他射来，打得他们死的死、伤的伤，各自争先逃命，刘歪波也不敢溜进县城了。

陈辉一连拔掉敌人三个据点，消灭敌军百余名，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威震涞涿，县城里的日伪军也不敢轻易踏进拒马河岸了。

六、为国献出七尺躯

1944年冬，大雪掩盖了原野，冰层封住了拒马河，到处都是白茫茫一片。联县县委集中全县军政干部进山整训，只留下少数干部在各区坚持工作。

11月11日，数百名日伪军乘虚而入，由汉奸张德祥和王治仁引路，将我四区区长陈琳和几名武装人员围困在马踏营河套。经过一天的激战，陈琳、张文雅等30多名干部战士英勇牺牲了，多少老百姓也被屠杀了，房子被烧成了灰烬。

噩耗传到山区，陈辉几乎昏倒过去，他不由分说，发狂似地赶到马踏营，凝望着烈士的遗体，，他没有哭，脸上表现出难得忍受的悲愤，挥笔写下豪壮的《祭诗》，在追悼会上，含着眼泪一句句地朗诵:

    英雄非无泪，不洒敌人前。

    男儿七尺躯，愿为祖国捐。

    英雄抛碧血，化为红杜鹃。

    丈夫一死耳，羞杀狗汉奸。

干部战士和群众昂着头，也不哭泣，让报仇的烈火熊熊燃烧。他们把陈辉的祭诗当成杀敌的钢铁誓言，举着拳头齐声怒吼:“男儿七尺躯，愿为祖国捐。英雄抛碧血，化为红杜鹃”。

陈辉的心再也无法平静了，他向县委递上请战报告，要求率武工队到京汉铁路以东的敌占区去，开辟新的根据地，为四区人民讨还血债。县委知道他雪恨心切，无法阻北，只好同意他的请求。

一天晚上，陈辉带起一支30多人的武工队，踏着寒冬月色，穿过京汉铁路，来到日本特务中队和王凤岗伪军的“联防”地带。这里炮楼遍地，封锁沟纵横，号称“强化治安模范地区”。北岳区党委曾几次派人到这里开辟根据地，都因无法站住脚而撤离。

陈辉插入涿县，将武工队分为两个小队，一队潜入涿县城南，一队潜入涿县城北，立即展开除奸活动。海深塘有个被称为“花姑娘”的刘家媳妇，同鬼子特务勾搭，帮敌人搜集情报，陈辉派人将她处决。码头据点的伪军连长裴宏生，带着二三十个弟兄从城里返回，陈辉带起一小队，伏于向阳渡口阻击，打得敌人鬼哭狼嗥，裴宏生的左腿成了两截，伪兵死了一半。徐里营据点的伪军小队长师振武，正押着民工修岗楼，陈辉打扮成民工混入工地，乘机逼进师振武卧室，对他苦口婆心的教育。师振武受到感动，表示“再不做对不起祖宗的事”，当夜就放回了民工，解散了部下，毁掉了工事，自己逃到东北老家去了。

陈辉的武工队就象一把尖刀插入了敌人的胸脯，“花姑娘”处死，几个汉奸丢了命，徐里营据点被毁，码头据点损兵折将，连涿县城墙上也出现了陈辉的《宝塔诗》。县城日伪军官歇斯底里地咆哮起来，出动几路人马，逐村搜索，捆绑吊打老百姓，甚至惨杀无辜，威逼他们说出陈辉的下落。受尽日伪军蹂躏的群众，死也不吐真情。

狡诈的敌人另施一计了！他们四处张贴告示，悬赏1000块大洋捉拿陈辉，并用重金和官职收买叛徒。原在区里工作过的青救会成员周永旺，经不起困难考验而消极起来，对陈辉的批评教育怀恨在心，当见到捉拿陈辉的告示后，拜倒在重金之下，偷偷投靠了敌人，帮助寻找陈辉的踪迹。

1945年2月，县委决定召开县区领导干部会议，部署对日反攻。陈辉接到通知，立即到各村布置工作，提防敌人前来烧杀。2月7日，陈辉和通讯员王厚祥，来到范庄，不料被叛徒周永旺发现。夜间，房东范永坤护送陈辉离黄楼桑不远，周永旺带着敌人闯进了范庄，却扑了个空。8日凌晨，周永旺和几名特务在路口抓住了范永坤，毒打之下招出了陈辉的去向——韩村。松林店车站日本特务中队长荒谷川，得到这一“重要情报”，倾巢出动，把韩村包围得水泄不通，传令活捉陈辉。

陈辉和小王来到韩村堡垒户王德成家，突然身染疾病，腹泄难止，没有趁早转移。8日早晨，王德成的母亲为陈辉做了一碗面汤和两个荷包蛋。陈辉还没吃完，特务魏庆林、张杰英闯进屋来，把枪口对准陈辉和王厚祥，得意地说:“这下你们可跑不了啦，团团包围啦，跟我走吧！”陈辉毫不理会，喝下面汤，乘放碗之机，顺手抓过放在炕沿上的手枪，朝后“叭”地一枪，正打在魏庆林握枪的手臂上，丢下枪连滚带爬地跑出屋子，张杰英吓懵了，转身想跑，被小王一枪穿了个窟窿，倒在那里了。陈辉和小王乘势堵住前门，监视巷口，准备同敌人作生死较量。

荒谷川的特务队和警备署共百余人，疯狂地发起攻击，机枪、步枪、手榴弹一时大作。陈辉和小王各守房子的一端，英勇还击，不让敌人前进半步。忽然，敌人的一颗手榴弹从窗户飞进，一声巨响，陈辉的左腿挂了花。

战斗持续了一个多小时。陈辉见敌人越来越多，对小王说:“我们不能等在屋里挨打，要冲出去，翻过墙头就是树林河道。”小王随手扔出两颗手榴弹，掀起浓浓硝烟，两人乘势冲出西屋，来到院子里。怎奈敌人两挺机枪封住墙头，没法突出去，只得又返回屋子，隐蔽在北面的耳房，拼死抵抗。小王爬上窗户，一梭子弹撩倒几个敌人，自己却中弹牺牲了。

敌人还想活捉陈辉，强令几个伪兵，掀开屋顶，扔进若干捆燃着的高粱杆子，顿时室内烟雾弥漫，火势熊熊，陈辉被呛得喘不过气来，衣服烧着了，子弹也没有了，他自知为国捐躯的时刻已经降临了！

陈辉怎肯放过最后同敌人搏斗的机会呢？他握着最后一颗手榴弹，打开耳门，拖着一条淌血的腿走了出来，两眼冒出仇恨的火花，惊得敌人倒退数步。守在门外的特务魏常林和高庆，从后面抱住了陈辉，10多个伪兵也连忙跑过来“抢功”。正在这时，陈辉使尽全身力气，挣脱开来，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轰隆一声，几个伪兵成了残缺的僵尸，我们的这位抗日英雄、人民的忠诚战士、富有才华的诗人，也倒在血泊之中了……

年仅24岁的陈辉同志，为党为人民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实践了自己的誓言，“男儿七尺躯，愿为祖国捐”。他的革命浩气与世常存，他的英雄事迹将流传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