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3月19日深夜，天下着蒙蒙细雨，大地一片漆黑，常德监狱的铁门“咔嚓”开了。一伙特务军警从牢房里拖出一个沉重的麻袋，拾上卡车，飞也似地朝西郊驶去。卡车行到乌龙港停下，他们偷偷地将麻袋沉入水底了。然而麻袋里的无名忠魂是谁呢？今天才知道，他就是抗日战争时期地下党踏水桥(今镇德桥)支部书记郑珲烈士。

郑珲，又名伯庭，1901年出生于常德县镇德桥一个农民家庭里，自幼熟读诗书，后就读于常德省立第二中学，18岁那年考入北京大学政治系。

郑珲入校的前几个月，北京大学发起了震惊全国的“五四”学生爱国运动，打破了辛亥革命后的沉寂，各种社会思潮涌了进来，就象开了闸门一样。郑珲在政治系的活跃环境里，怎不受到熏陶呢？他开始阅读李大钊介绍俄国革命的文章，对马克思的学说逐渐地产生了信仰，第二年便申请加入了北大的先进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五年过去了，郑珲取得学仕学位毕业了，他带着团组织的介绍信回到家乡，一时名震遐迩，论其资历足能得到一官半职，然而，他不追求那些招人唾弃的荣贵，一心要帮助劳苦大众摆脱愚昧和贫困。他常对人说：“朱门的酒肉乃黎民的脂膏，我岂能与之同流合污！”他拒绝了很多仕绅的荐举，甘愿在本境小学堂任教，传播新思想新文化。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州挥师北伐，势如破竹，一举攻克了湖南，占驻了常德。郑珲欣喜若狂，组织师生下村宣传，动员农民起来革命。由于他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忠心赤胆地为党工作，中共常德地方执行委员会将他转为中共党员，同时，考虑他学位较高，在知识界颇有声望，便安排他到四贤、同德两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并且要他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帮助筹建两地的国民党区党部。为巩固两党合作，共同摧毁农村封建势力，救人民于水火，他二话没说，接受了这一艰巨的任务。

郑珲来到同德区，广泛接触各界人士，宣传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吸收那些拥护这一方针的人士加入国民党，并组成区党部，成为那里与共产党组织合作共事、热心支持农民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他的统战工作的业绩，曾得到中共常德地方执行委员会的表彰。

第二年五月下旬，常德发生了反革命事变，国民党清乡队四处捉拿郑珲。他连夜告别了妻子丁腊秀，暂避石公桥岳父家。一天深夜，忽然有人敲门，郑珲情知来者不善，立即从后门钻进竹园，跃过豪沟，飞也似地向田野逃走，待敌人发现，开枪射击，而他已经消失在夜幕之中了。

郑珲在外地流离转徙了六个春秋，于1933年回到镇德桥，丁腊秀已不在人世了，留下几岁的小女孩和祖母相依为命，一栋木房子破烂不堪了。面对这凄惨的家境，他心中的一团仇火越发燃烧起来，恨不得把那些新军阀新官僚化为灰烬。这时，地下党组织已经全被破坏了，他成了无娘的孤儿，人们也不再提及当年的农民运动了。他忍受着极大的愤恨，屈身于镇德桥水府庙小学，教书为生，虽然他还保持着纯真的信仰，但未免有些失望。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郑珲从报纸上看到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消息，他的心又开始炽热起来，多么盼望上级党组织派人来同他接头啊！

1938年2月的一天，贵立功从城里来到郑珲家，悄悄地把延安派人到湖南，成立了省工委的消息告诉了他，并对他说：省工委书记高文华派帅孟奇来到了常德，恢复了党组织，要我特来联络你的。

郑珲听了，特别地高兴，说：“终于盼来了，我同你上城去！”两人马上启程。

帅孟奇在贵立功家会见了郑珲，说：“现在情况不同了，要发展统一战线，一致对外。你是个有坚定信仰的人，可是与党失去联系多年了，得重新办理入党手续。”

郑珲毫不迟疑，当即写了一份重新入党的申请，交给了帅孟奇。

帅孟奇接过郑珲的申请书，便说：“从今天起，你就算恢复党籍了，要抓住有利时机，在农村秘密建立起党的组织，动员群众抗日救亡，要吸取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各种社会活动切不可以党组织的名义出现。”

第二天，郑珲告别帅孟奇，兴冲冲地返回了镇德桥。在毫无群众基础的国民党统治地区，开展地下工作，是十分艰巨的，弄得不好，就有杀头的危险。他打定主意，谨慎从事，守口如瓶，连自己的妻子也不让察觉珠丝马迹，首先联络知己的朋友和热心抗日的教师，向他们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其中物色组织发展对象，个别地吸收10多名进步分子加入了地下党，建立了以他为书记的“踏水桥党支部。

时至8月，省工委领导的文化界抗敌后援会，派一致剧社来常德，大张旗鼓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这给郑珲以莫大的鼓舞。他立即进城，找到常德县委，搞到大量宣传资料，当夜召开党支部骨干分子会议，决定分途组织动员一批进步师生和农村青年，在镇德桥街上展开抗日宣传活动，唤起人们的爱国热情。他们编印出抗日歌本《大家唱》和抗日读本《大家学》，四处散发，并派员到各个村落和学校教唱，激起群众对日寇的仇恨，出钱出力支援抗战。

一天，有位乡公所干事透露，乡长赵彩清借“支援前线”搜刮民财，捐募的钱粮没有全部上交县府。郑珲得知，愤恨已极，但又不便公开发动群众反抗，以免暴露自己的身份。于是，他派员联络各界进步人士，出版抗战墙报《大家看》，控诉日寇的侵略罪行，通报抗日战况，呼吁群众支援前线，同时以漫画的形式，揭露那些乘机搜刮民财的罪恶行径。赵彩清心中有数，漫画是冲着他的，恼羞成怒地下令禁止，却又遭到一些开明绅士的反对。

郑珲见赵彩清顽固不化，便吩咐地下党骨干，以学校、商会名义，贴出“誓死不当亡国奴”“严惩贪官、卖国贼”等标语，迫使赵彩清将捐募款项尽数上交。

赵彩清情知郑珲是出墙报、贴标语的主谋，怀疑他与共产党有瓜葛，但又抓不到任何证据，更何况是国共两党合作的非常时期呢？他只能在乡公所咬牙切齿。

第二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重演反共故伎，在湖南调走了与共产党合作共事的省主席张治中，派反共老手薜岳主湘，对我地下党和抗日进步团体举起了屠刀。郑珲接上级指示，停止了活动，深深地隐蔽起来，继续从事教育工作。

哪知1940年9月，中共常德县委被国民党破获，县委组织部长苏春成被捕叛变，供出了县内全部地下党组织。这年冬季的一天晚上，乡长赵彩清派便衣来到郑珲家，喊住郑珲：“有人告发，你藏有军粮不交，乡长请你去一趟。”他们把郑珲带走了。

郑珲来到乡公所，赵彩清走了出来，“哎呀，郑先生一请就来，很好很好，我们俩过去合作得很好，今后还得很好地合作哟！你是个聪明人嘛。”说罢，将郑珲软禁在一个房间里。第二天清早，郑珲被解往县城监禁。

几天之后，中统特务头子张雨安找郑珲谈话：“郑先生，听说你是常德有名的文人，怎么会误入歧途的？你的上级把你供出了，我看还是登个报自首算了，识时务者为俊杰嘛。”

郑珲据理辩驳：“是呀，识时务者为俊杰，救亡图存就是时务，动员群众抗战就是时务，做了这些事也要登报自首，国人将如何评说？”

“我是说你交出地下党名单！”张雨安咆哮起来。

“我不知道什么地下党，天上党，热心抗日救亡的就是党，你要我交出谁呢？”

在一致抗日的呼声中，张雨安是不敢明目张胆地追查共产党的，如果消息透露出去，将激起全民大哗。面对郑珲的强态度，他无计可施，只得以收藏军粮罪将郑珲关进监牢。

郑珲的妻子雷布珍，上城探监，见丈夫的身体瘦弱不堪，一阵心酸。她向周围望了望，悄悄说：“好象没有几个人看守你，跑得出去，我们远走高飞。”

“别胡思乱想，这是敌人放长线，想抓更多的人。死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只是迟早问题。我为抗日救亡而死，值得。”

雷布珍泪如泉涌，扯着郑珲的衣襟说：“不！你不能死，还有俺的女儿国华呀！”

郑珲知道，这可能是永别前的会面，他尽量抑制自已的感情，劝慰妻子说：“我活着，还是要动员群众抗日，敌人难道会放过我？假如我死了，家里的房子和其他遗产都归你所有，郑家不能干涉，你要抚养好孩子。”

雷布珍泣不成声，从喉咙里挤出一句话：“我一定抚养好孩子。”她站了起来，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监狱。

1940年旧历年关过后不久，国民党特务一反常态对郑珲日夜不停地严刑审讯，威逼他交出地下党员名单。郑珲咬紧牙关，忍受着非人的折磨，多次昏倒过去，死也不开口答腔。敌人无奈，只好又把他推入牢房。

郑珲好容易喘过气来，他知道敌人将对他下毒手了，挣扎着向妻子写下遗书：“如果我发生了不幸，则我所有田产房屋概归我妻布珍和我女儿国华所有，自由取分，他人不得妄加干涉。惟家兄湘庭我之抵押权利，则归前妻所生之女继华享受，特此遗言。”

他把遗书交给看守阅后，托人寄给妻子。

1941年3月19日夜晚，几个便衣特务闯了进来，诡称“上锋要提审”，将郑珲带到监狱西侧的一间密室，待他踏进门坎，一个刽子手朝他的后脑猛击一棒，他昏死过去了。刑警们七手八脚地把一块条石捆在郑珲的背后，装进麻袋，沉入了乌龙港………

雷布珍接到郑珲寄来的遗书，惊呆了，她知道丈夫凶多吉少，连忙跑到县城探监。哪知监狱里戒备森严，磨蹭了两三天，也没准她跨入一步，反被守门人狠狠地搡了几掌。她豁出命来哭嚎着：“天啦，抗日救亡也有罪？我要见我的丈夫，生要见到人，死要见到尸！”

然而，人已经不在世了，可郑珲烈士的尸又在何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