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必振(1873.4.18—1956.12.18)，字曰生或粤生，号星庵，又名廷敭(又作廷飏)，常德市鼎城区石板滩人。赵必振的青年时代正值近代中国内忧外患之际，为了给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寻求一条摆脱愚昧落后的出路，赵必振于1902年至1903年间，先后翻译出版了《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广长舌》和《近世社会主义》三部日文版社会主义著作，对当时国人的思想觉醒与启蒙产生了积极影响。这三本书的翻译出版，奠定了赵必振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史上的历史地位，尤其是《近世社会主义》一书，被理论界认定为“中国近代第一本较系统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译著”。因此，赵必振被誉为“中国译介马克思主义第一人”。

赵必振出身名门望族，其高祖赵慎畛为清朝道光年间闽浙、云贵总督。赵慎畛做官以清廉闻名于世，其优良的家风、家学传之于后代。赵必振的父亲也长期在广东、广西为官，赵必振就出生于广东南海县其父亲任所，他从小跟随父亲在两广读书求学，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在各大书院读书时成绩十分优秀。康有为广西讲学期间，他拜师求教，深受康有为、皮瑞锡今文经学的影响，思想趋于经世致用、新锐激烈。他因此加入了广西维新派组织圣学会，并任圣学会机关报《广仁报》主笔，以报刊作为舆论阵地，宣传变法救亡。

戊戌变法失败后，赵必振十分郁闷地回到家乡常德。国事日非，民生困苦令他心情悲愤无比，他与昔日好友与何来保、胡有业等人以诗为媒，结为“寒社”，常常聚在一起谈论时弊，慷慨悲歌。1900年，戊戌维新运动的核心人物唐才常联络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策划发动自立军起义，赵必振与何来保、蔡钟浩、罗大维等一批热血青年组成常德自立军，积极谋应唐才常反清起义。自立会起义失败后，赵必振逃亡日本。

到达日本后，赵必振在梁启超创办的《清议报》担任校对、编辑，常以“赵振”、“民史氏”为笔名撰文，追念自立会亡友，揭露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他发奋学习和阅读日文书籍，聆听日本社会主义者的讲演，新颖开拓的社会主义学说，使他沉醉向往，浑身充满力量，仿佛为当时苦难深重的中国找到了一条新路。加之与蔡锷、章炳麟、陈天华、秦力山等革命党人交往密切，使他深受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感染和影响，眼界和思想都豁然开朗起来。

1902年，赵必振从日本回到上海。面对内忧外患，民族危亡，赵必振意识到只有传播新知，激发民志才能救中国。因此，他在短短二、三年间，就先后翻译出版近30种日文著作，总量达百万字，为当时国人了解世界形势、借鉴外国经验、唤起民族觉醒起到了重要作用。1902年8月，赵必振翻译出版的日本著名社会主义思想家幸德秋水的《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一书，是世界上最早对帝国主义进行分析批判的著作之一。该书出版后，当时《每日新闻》《中国民报》等报刊和著名社会活动家高度赞扬这一惊世之作。广大国民读之,“则思想亦为之一新”。以至该书刚一出版就遭到清政府的查禁。1927年，历史学家曹聚仁将它重新标点出版时，在《告读者》中感慨地说：它“这么伟大”, “在二十五年前，中国学术界已有人来译述这一类读物，真可使我们现在人十分惭愧”。1903年2月，赵必振翻译出版的日本社会主义思想家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一书，第一次比较系统详细地向中国读者介绍了卡尔·马克思的生平及其学说。该书约16万字，共四编，第一编为《第一期之社会主义》，第二编为《第二期之社会主义》，第三编为《近时之社会主义》，第四编为《欧美诸国社会党之现状》，第二编第一章集中介绍了马克思学说的内容，标题为「カールマルクス及び其主義」。内容分为两节，第1节的标题为「其履歴」，用11页的篇幅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第2节的标题为「其学説」，用23页篇幅介绍了《资本论》中的价值论、资本的性质和历史唯物主义等主要观点。它推崇——“社会主义之发达，为二十世纪人类进步必然之势”，“二十世纪者，社会主义时代也”；它称赞——马克思是“一代之伟人”，《共产党宣言》是“一大雄篇”，《资本论》是“一代之大著述”，“吾人不能不进而采之”；它批评——英、法空想社会主义是“井蛙之见”，无政府主义是“粗暴过激之议论”；它指出——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今则如仇”，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大异其趣”。该书发行后，被当时中国知识界称之为“惊世之作”。1927年，上海时代书店将它重印出版，对当时的革命斗争起到了较大的鼓舞作用。

进入“而立”年后的赵必振，为了实现其安邦治国的理想抱负，跟随好友熊希龄进入了政界。赵必振在北京政府财政部供职十多年，他始终秉承高洁家风，清廉奉公，官声极佳。他在担任热河都统公署财政厅长期间，又兼任国税厅长、榷运局长、官银号监理官等职，留下了“身为五长，不名一钱”的美誉。

赵必振自幼爱好辞章，又熟读经史，涉猎诸子学说，可称得上是一位学养深厚的国学大家。大力提倡、发扬国学是赵必振毕生的心愿和追求。北洋政府垮台后，经过二十余年宦海沉浮的赵必振毅然离开官场，将自己余生的精力全部投入到了国学教育事业之中。他先是受聘北京民国学院、华北大学任教授，主讲“沿革地理”、“公羊春秋”和“三礼”。九一八事变后，赵必振回到湖南，受聘长沙孔道中学，讲授国学。全面抗战爆发后，赵必振回到阔别近四十年的故乡常德，此时已声名遐迩的赵必振被常德各所学校争相聘教，先后在常德县立中学、私立移芝中学、私立明义中学、省立四中、白云中学等学校担任国文教员。为了更好地传承国学，他将讲课的内容编撰为《国学概论》一书出版，该部专著详细介绍了自上古至清季中国历史学术文化的发展概况，提出振兴国学是“关系于国家之兴衰存亡”的大事，其借助倡导国学以激励民心、救亡图存的拳拳爱国之心跃然纸上。他的国学思想融入了儒家经典与历史演进之精华，具有十分独特的学术价值，受到学界学子的认同与推崇。

新中国成立后，赵必振被湖南省人民政府聘为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文史研究馆馆员。他不顾年事已高，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文物保管与史料整理工作中，并以自己的亲历亲闻撰写《自立会纪实史料》和《<自立会人物考>增补》，为研究反清自立会起义斗争提供了宝贵的文史资料。

赵必振的一生是积极进取的一生，他奋斗到了人生的最后一刻。他说，他最感到高兴的是，解放以后能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做一个八十岁的小学生。1956年12月18日，赵必振走完其颇具传奇色彩的一生，病逝于长沙，享年8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