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50年冬季到1952年春季在常德参加四个乡的土改工作，听农民诉苦，确实催人泪下。

土改前的农民，有的户有少量土地，有的户全无土地，都是租种地主的田。那时水利失修，不是水灾，就是旱灾。土地贫瘠，产量很低，耕作得好的一亩田也只能打三挑毛谷。一挑毛谷晒干车净后，大约八十斤，一亩田只能得净谷二百四十斤左右。耕作得不好的就还没有这么多收成。一亩田一般要交租一大担(170市斤)，租重的要交一担二斗或一担四斗。农民租种地主一亩田，交租后自己所剩无几。因此，秋收后农民把租一交，把谷债一还，很快就没有饭吃了。怎么办?只好又向地主借谷。

那时借谷利息很高，春夏季借地主一担谷，秋收后起码要还一担五斗，这就是加五的利息。还有对加的。什么叫对加?就是借一担谷要加一担利息，本息合计为两担。因此，农民一辈子不得伸腰。

那时农民一年要过三关。哪三关?即端午关、中秋关、年关。农民借了地主的债，必须在这三个关口的日子里归还地主。前两关比较松一点，最难过的是年关这一关。一到腊月底，地主天天都逼债。因此，有些农民被逼外逃。农民过年不是过年，而是过关。这个关也就是鬼门关。

那时的官吏都很残暴。直接压迫农民的是乡长、保长、甲长。乡长很威风，手边有枪有兵，出门一阵风，谁也不敢挡他。乡长就是当地的土皇帝。他如果看中了谁家的妇女，命令乡丁送个条儿去。要那妇女来同他睡觉，那个妇女不敢不来。保长虽然没有乡长那么威风，但也不善，有些保长多数是当地的恶霸，为所欲为。甲长是保长的帮凶，是助纣为虐的，催粮催款，甲长一马当先。

那时的乡长、保长都有打人权。1938年，常德前乡斗姆湖檀树坪修飞机场，乡长、保长老是拿着竹鞭、木棍催打民工。斗姆湖白果寺有个叫谢伯政的乡长，便是一个著名的打人大王。

那时捐税很多，最重的是田赋，一亩田要交田赋谷七八十斤，灾年也不能免。田赋处特制的大斗，比一般的斗要大两三升，交税的人敢怒不敢言。除田赋外，苛捐杂税照常都有。军队过境呀，乡公所招待呀，保上开会呀，……都向农民派捐。收捐的保丁一到，你就得掏钱，否则，枪兵上门，那就麻烦了。苛政猛于虎，农民真苦。

当时农民还有一桩最伤脑筋的事，那就是请壮丁。什么叫壮丁?凡是中青年应该当兵的，都叫壮丁。壮丁被抽出当兵，是大家最怕的一桩事。壮丁去当兵，先要抽签。中了签的壮丁，马上要应征人伍，一去大多无音讯。先到师管区，统统关起来，不给饭吃，连稀饭也不让吃饱。在师管区关了一段时间，就饿得骨瘦如柴了。提兵的来了，提出上火线，这些壮丁，从来没经过训练，连枪也不会用，一上战场只得白白送死。因此，凡是抽壮丁出去当兵的，一百个有九十九个不得回来，谁还愿意去当兵呢?怎么办?只好请壮丁，即请人代替去当兵。请一个壮丁，要四十大担谷。或把谷折成钱亦可。哪来那么多钱，只好东借西凑，把家里能卖钱的东西都卖光。隔两三年或三四年，又要请壮丁，这样一来，也就倾家荡产了。因此，有的农民被逼得流离失所，不少人在外面填了沟壑。卖壮丁的是什么人?那就是游手好闲的无赖之徒，他们反正人一个，命一条，到了师管区，将卖壮丁的钱买通师管区的人，不久便放了出来又卖壮丁，卖了一回又一回，弄了很多钱，不过他们卖壮丁的钱也没成正果，就那么乱花了，他们也没有好下场。乡长、保长的儿子是不服兵役的。

当时社会风气很不好，打牌赌博成风。不管你走到哪里，一桌桌、一堆堆，黑压压都是打牌赌博的人群。一个社会到了这个地步，还有什么希望呢?

那个时候，钱币急剧贬值，这也给人民带来贫困和灾难。例如，本来可以买一大担谷的钱，放了一夜，第二天就不够买十斤谷了。一个政府的财政经济崩溃到这种地步，还不垮台吗?

民国时期的社会确实黑暗，农民确实贫穷，可以用这样两句话概括：暗无天日，民不聊生。有句俗话：天下乌鸦一般黑，常德农村是如此，其他各地，大概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