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〇三年二月,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一部日本福井准造著、中国武陵赵必振译的《近世社会主义》，这是“近代中国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第一部译著。”在此之前,虽然一些文章和译书中出现过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但最多只是略略涉及,也介绍过社会主义学说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却都语焉不详。而这部介绍社会主义发展史的著作,却以较大的篇幅和赞颂的语言,第一次向中国读者比较系统详细地介绍了卡尔·马克思的生平和学说,尤其是剩余价值理论;介绍了《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等著作的写作过程。介绍了第一国际的主要活动,以及巴黎公社的斗争等等。著作称颂《资本论》是“一代之大著述,为新社会主义者发明无二之真理”,称颂马克思“为社会主义定立确固不拔之学说,为一代之伟人”,甚至提出:“其学理与主义,吾人不能不进而采之!”

《近世社会主义》译本的出版,对于在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先进中国人,曾经产生一定的影响。“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尽管没有因为《近世社会主义》等译著的出版而马上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付之实践，但是，这些著作确实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激起了人们的热忱，给中国纷繁复杂的日趋革命化的思想界带了一股科学社会主义的清新空气。”②一九二七年初，正当大革命高潮时，上海时代书店将它重印出版，曾对当时的革命斗争起到了一定的鼓舞作用。

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这部书的译者却很少了解。前驱者创棒辟莽的劳绩，不应被湮没掉。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探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历程时，对赵必振的生平和学术活动作一些了解，是有意义的。

赵必振(1873.4—1956.12)，原名厚屏、廷飏(一作廷易夂)，字曰生，别号星庵，湖南武陵县(今常德)人。父燮和，是清咸丰、同治年间刑部尚书、书法家赵光的曾孙，曾在广东、广西任职，官至知府。必振生于广东省南海县，故小字粤生，后以《易经》“天地之大德曰生”，自改字“曰生”。早年随父在两广读书。一八九四年，赵燮和病死在广西怀集县(今属广东省)知县任上。赵必振护送灵柩返湘，先后在常德德山书院、长沙岳麓书院、城南书院读书。

赵必振少时爱好辞章，在长沙读书时，又精研史学，并涉猎诸子，触类旁通。后来又受康有为、皮锡瑞今文经学的影响，治学一以通经致用为宗旨。

戊戌变法前夕，湖南学政来常德举行院试。这时赵已倾心改良维新，十分崇拜康、梁，不再想走科举道路。但仍遵族人之命，用“必振”名应试，以第一名补博士弟子员。

戊戌变法失败后，赵必振愤世伤时，与好友何来保等人结成“寒社”诗会，日事吟咏，慷慨悲歌。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唐才常等奔走国内外，组织自立会，建立自立军，设总部于武汉，密谋举行反清武装起义。赵必振闻讯后，立刻与何来保联名写信和武汉联系。武汉总部旋将在常德组织自立军的任务交给何、赵，并派人到常德指导工作，在当地发展了大批会员。八月，自立军起义不幸事败，唐才常、林圭等骨干大都遇难。湖南方面，巡抚俞廉三乘机杀害自立会成员和激进青年一百多人，何来保等人英勇就义。梁启超《饮冰室诗话》曾记道：“武陵何铁笛烈士来保，……汉变后死事最烈。顷赵曰生邮寄其《绝命诗》四章，亟录如下：银铛铁锁出围墙，亲友纷纷送道旁。三百健儿齐护卫，万头钻孔看何郎。(铁笛被捕于辰州，以三百人护卫槛送长沙，故云——曰生泣注。”

事先，赵必振躲在岳母家中，幸免于难。随后化装和尚，取道南县、长沙、永州，步行到桂林。在桂林，经姐丈王颖初介绍加入了圣学会。这时，清廷的通辑令已行文各地，赵必振无法久留，便在圣学会友人龙赞侯、龙佐臣等帮助下，经澳门，东渡日本。

到日本后，他在横滨任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校对、编辑等职，曾先后为《清议报》、《新民丛报》撰写诗文，追念亡友，揭露清政府的反动统治。过去几年所经历的变故使他彷徨迷惘，愤悱切齿，希望找到一条新的出路。他发奋学习和阅读日文书籍，兴致勃勃地去听日本社会主义者的讲演。在他的面前展示了一个新的世界，卢梭、孟德斯鸠、华盛顿、林肯的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和实践，令人耳目一新的社会主义学说，使他沉醉向往，增添了力量。和革命党人章炳麟、秦力山等人的交往，又使他受到热烈的民族民主革命精神的感染。

一九〇二年，党禁稍驰，赵必振便潜回上海，从事译述工作。他认识到，清廷已彻底腐朽，不可救药，要救中国，首先必须倡导新思想，催人觉醒。在三年多的时间里，赵必振从日文翻译了大批著作。

除前述《近世社会主义》外，在译该书之前的一九〇二年八月，赵必振还翻译了日本著名社会主义思想家幸德秋水的《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一书。书中指出：“帝国主义之政策，为少数(人)之欲望，而夺多数(人)之福利者也;为野蛮的感情，而阻碍科学的进步者也;歼灭人类之自由平等，戕贼社会之正义道德，破坏世界之文明之蠹贼也。”主张用“世界的大革命运动，变少数(人)之国家为多数(人)之国家”，“变资本家横暴之社会，为劳动者共有之社会”;“以科学的社会主义，而亡其野蛮的军国主义”。这本书是世界上最早对帝国主义进行分析批判的著作，一九〇一年初在日本出版后，赵必振立即将它译介到中国来，从而也成为中国第一部分析批判帝国主义反动本质的译著。译书刚一出版，便遭到清政府查禁。到一九二七年，上海学者曹聚仁将它重新标点出版，并在前言《告读者》中说：这本书是“这么伟大”，“在二十五年前，中国学术界已有人来译述这一类的读物，真可使我们现在人十分惭愧”。

除此之外，赵必振还翻译了《日本维新慷慨史》、《日本人权发达史》、《日本维新英雄儿女奇遇记》、《世界十二女杰》、《东亚将来大势论》、《杨子江流域大势论》、《阿拉伯史》、《土耳其史》、《巴比伦史》、《希腊史》、《罗马史》等著作。

以上这些书籍，有的反映了日本当时最激进的思想，有的是其内容切中中国时弊，有的则可提供改革中国现状的借鉴。它们的出版，对于当时耳目闭塞的中国来说，起了一定的震聋发聩的作用。

后来赵必振离沪去香港，担任《商报》编辑。不久，因言论评击了英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被香港英国当局拘禁三天，驱逐出境。

此时，龙赞侯正出任广东澄迈知县，奉清廷令兴建学堂。赵必振应龙之邀，于一九〇七年赴海南岛，创办澄江、迈江两学堂，利用学堂传播新思想。两年后，又应熊希龄之招到奉天。熊当时任东三省财政监理官，后任奉天盐运使，招赵佐幕。不久辛亥革命爆发，各省纷纷响应，驻奉天的清军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与熊希龄等拥护共和，主张东三省独立，并派赵必振前往南京、上海等地和革命党人接洽联系。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效忠清廷，成立所谓“奉天国民保安公会”，控制东北大权，并将兰天蔚解释军职，迫令出走，熊、赵等只得南下。

一九一二年三月，熊希龄被任命为北京政府财政总长，赵必振随入财政部。七月，熊希龄改任热河省都统，赵随任都统行政公署财政厅长，后又兼任国税厅长等职。赵从政清廉，为时人赞许，曾被誉称“身为五长、不名一钱”。在任内，赵必振曾将国家税和地方税分开，并建议减免苛捐杂税，遭到当地豪绅的反对。一九一三年七月，熊希龄奉袁世凯之命去北京组阁，赵必振在热河便站不住脚了，只好复入财政部。此后，除了到湖南长宝镇守使梅志馨那里当过一段时间的镇署秘书长外，先后在财政部沉浮十余年。

一九二八年，国民党新军阀打败了北方旧军阀，北京政府解散，覃振约赵必振去南京政府任职。这时，他已心灰意懒，无意政界，便应约去北京民国学院，担任沿革地理教授，又受聘为华北大学教授，讲授公羊春秋和三礼。后又任熊希龄创办的香山慈幼院高中部语文教员。

一九三二年四月，国民党政府为了欺骗民众，装点门面，邀集社会各界名流一百多人，在洛阳召开所谓“国难会议”。赵必振由覃振推荐，受聘参加了会议。会议使赵必振对政局进一步感到失望，不再愿意过问政治，便悄然回到湖南。

回湘之后，赵必振先是加入慈善团体，充任华洋义赈会的中国董事，后又任湖南水灾救济委员会委员。此后，便一心从事教育，先后任孔道国学专修学校、中和国学专修学校的教员，又任湖南全省教导总队公文教官，兼讲授国文等课。

赵必振在两所国学专修学校执教的时间较长，曾将讲课内容编撰《国学概论》一部出版。这部近十万字的著作，以经、史、子、集为线索，详细介绍了自上古至清季中国历代学术文化的发展概况，指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它的学术文化，在世界上是产生最早的，而且留下了极其丰富的宝贵遗产。主张大力提倡、发扬“国学”。这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的气焰日益嚣张，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之时，赵必振提倡国学的意旨是显而易见的，就是为了激励民心，导扬民志，救亡图存。他在该书的《绪言》中说：国学是“关系于国家之兴衰存亡”的大事，“凡一国能生存于世界，必有悠久的文化”，“假使全国之人，于祖国相传之文化，懵然不知，则国虽未亡，而其人实已自绝于炎黄子孙。任何民族，挟其武力而来宰割中国，而彼将靦然谓他人父、谓他人母而恬不知耻。悲夫!国学之不倡，则亡国灭种之祸，迫于目前而不自知。”认为“今日我国民之所争者，乃对外而争自存，非对内而为门户之争”、“争道统、争学派而已”。因此，振兴国学，“其于救亡图存之策，或亦为当务之急欤!”

赵必振对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不抵抗政策，对湖南军阀何健的统治非常不满，一接触时局，辄摇头怒目。他在教学中，经常以南宋史事命题，借以激发青年的爱国感情。他曾在学生的作文本上，借用别人诗句写道：“相逢谈道复谈兵，百感英雄髀肉生。胸有阴符谁可授?圯桥坐待到天明。”

抗日战争爆发，日寇逼近湖南后，赵必振返回常德，此后在长沙、常德的孔道学校和其他几所学校任教。在日寇侵犯湘北时，他家房屋全部被毁，三代藏书，片纸不存，生活非常贫困。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在明义学校等处任教直至湖南解放。

解放后，赵必振的境况发生了重大变化。湖南省人民政府聘请他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后又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此时，他精神振奋，积极参加文物保管工作，提供资料，畅抒己见。并撰写《自立会纪实史料》和《<自立会人物考>增补》，为研究自立会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赵必振在回顾自己的人生历程时，认为自己最严重的缺点是，“一经打击，就消极了，只是盼望别人成功，自己没有积极奋斗”。这是恰当的自我解剖。正因为如此，他虽然在二十世纪最初几年就勤奋笔耕，较早地向国人介绍了社会主义学说，但自己却没有投入革命斗争激流当中去。他说，他最感到高兴的是，解放以后能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做一个八十岁的小学生。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八日，赵必振病故，终年八十四岁。

注：①、②姜义华：《我国何时介绍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译著》(1982年7月26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