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清中国谁最早认识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对于研究中国革命史很有意义，也是历史赋予我国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党史工作者的一项重要责任。

一、孙中山最早主张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最早提出在中国推行市场经济，但不是他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

孙中山何时在欧洲了解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活动，最可靠的资料是中华民国十五年十二月(1926年1月)由上海中山书局编辑、印刷和发行，次年2月再版孙文(中山)著的《中山全书》。

在《中山全书第一册·传略》中记载，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年10 月)，孙中山第一次赴欧洲，深受美国林肯总统民有、民治、民享思想的影响，但并未接触、提及马克思主义学说。20世纪初，他几度赴欧美和日本，才研究马克思主义，组织革命活动，宣传三民主义。民国十三年八月三日(1924年9月1日)，孙中山在《中山全书第一册·民生主义第一讲》中，高度评价马克思的功绩。他说“研究社会问题的人，不下千百家，其中研究最透彻和最有心得的，就是大家所知道的马克思”，“现在研究社会问题的人，也没有那一个不崇拜马克思做社会主义中的圣人”。[1](P9)“马克思所著的书和所发明的学说，可说是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的大成”。[1](P11) 但他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是历史的重心，阶级斗争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和剩余价值理论提出异议。此外，孙中山主张消费决定生产，按市场需要制造物品。不赞同马克思的资本决定生产的观点。他指出,“照马克思的学理讲，汉冶萍公司既有钢铁的好出产，又有大资本，应该要赚钱，可以大发展，为什么总是要亏本呢。由汉冶萍这一个公司的情形来考究，实业的中心，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消费的社会，不是专靠生产的资本。汉冶萍虽然有大资本，但是生产的钢铁，在中国没有消费的社会，所以不能发展，总是不能赚钱，因为实业的中心，要靠消费的社会。所以近来世界上的大工业。都是照消费者的需要。来制造物品。”[1](P34-35)

孙中山根据中国的国情，主张师马克思之意，不用马克思之法，用和平手段解决社会经济问题。他在《中山全书第一册民生主义第二讲》中指出:“国民党对于民生主义，定了两个办法：第一个是平均地权;第二个是节制资本。只要照这两个办法，便可以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1](P35)。“在中国实业尚未发达的时候，马克思的阶级战争、无产专制便用不着。所以我们今日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我们主张解决民生问题的方法，……是要用一种思患预防的办法，来防止私人的大资本，防备将来社会贫富不均的大毛病。”[1](P58)。孙中山极力主张引进外资和人才，发展经济，经营实业。“我们要拿外国已成的资本，来造成中国将来的共产世界，能够这样做去，才是事半功倍。如果要等待我们自己有了资本之后，才去发展实业，那便是很迂缓了。”“所以不能不借助外资，来发展交通运输事业，又不能不借用外国有学问经验的人材，来经营这些实业。”最后他谈到实行三民主义的目的,“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 ,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1](P59- 60)。

中国最早认识马克思不是孙中山，但他却是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最早提出国共合作的理论基础，最早提出在中国推行市场经济，特别强调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生产的经验，经世济民。

二、一百多年前,“马克思”这一译名出自上海蔡尔康的手笔，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概况首次发表于《译书汇编》

据有关资料，1899年2 月，由上海基督教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刊载了由英国人李提摩太节译、上海人蔡尔康撰写的题为《大同学》的文章。写道:“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实为德国人) 也。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共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2] 这里援引的《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话，译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在第123卷第三章中还说“今世之争，恐将有更甚于古者。此非凭空揣测之词也，试稽近代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马克偲，主于资本者也”。[3]

不久 ,中国留日学生戢翼翚(元丞 ,湖北房县人)、杨廷栋(翼之，江苏吴县人)、杨荫杭(补孙，江苏无锡人)、雷奋(继兴，江苏华亭人) 等，于1900年12月6日在东京创刊发行的《译书汇编》第一、二、三、六、八期连载坂崎斌译的日本著名法学者有贺长雄(1860 - 1921) 所著《近世政治史》，这是一本介绍欧洲19世纪政治斗争史的著作。该书第三章第一节第一部分《万国工人总会及德意志支部》中介绍了马克思流亡伦敦，召集各国工人之首领，创立万国工人总会(第一国际)的情况，以及第一国际的宗旨、规约、组织机构和斗争纲领。“麦克司(马克思 ,下同) 与拉司米(拉萨尔)，均以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倡自由之说，而两党之势以炽，然其主义，各不相同，麦克司始在可伦(科伦)，并设报馆，倡均富之说。”在介绍德国社会民主党时说, “创此支部者，名黎白克内脱(李卜克内西)，即革命党新闻主笔麦克司之门弟子也。”

三、湖南志士赵必振最早翻译最有价值的社会主义专著《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和《近世社会主义》

许多学者认为在中国最早介绍马克思，是朱执信于1906年撰写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一文。事实上早在 1902年，湖南志士赵必振就翻译了日本幸德秋水1901年撰写的《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并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该书介绍了马克思的观点。

全书共分六章，加上书评，共4万多字。第一章《绪言》,严正地指出，帝国主义“劣情恶德”，使世界万邦“精神的”、“物质的”皆受其毒害，使大地无光明，人间变地狱。因此，细心研究帝国主义，是二十世纪人士的当务之急。作者在第二章第五节中特别倡导马克士(思)的观点：现在“爱国心”之弊毒已达到极点，暴力反抗必然突起。这种暴力,“非迷信的，实义理的也。”该书宣传“极进步之道义”,“极高洁之理想”。当时《每日新闻》、《中国民报》等报刊和著名社会活动家高度赞扬这一惊世之作。对妄信帝国主义者,“加顶门之一针”。广大国民读之,“则思想亦为之一新”。可以说，这本书是世界上最早对帝国主义进行分析批判的著作，也是中国第一部分析批判帝国主义本质的译者。到1927年,上海学者曹聚仁将它重新标点出版，并在前言中说: 这本书是“这么伟大”,“在二十五年前，中国学术界有人来译述这一类的读物 ,真可使我们现在人十分惭愧”。

赵必振还于1903 年1、2月翻译日本福井准造著、上海广智书局出版发行的《近世社会主义》一书。全书分上、下册，共四编，约16万字。博采诸家之说，第一次向中国读者比较系统详细介绍了卡尔·马克思的生平及其学说。此译著“为近世之最急要者，而发明社会主义真相之著作。”

该书第一编《第一期之社会主义》，分五章。尖锐地批评英、法空想社会主义是“井蛙之见”，无政府主义是“粗暴过激之议论。”第二编《第二期之社会主义》分四章，为全书的核心，介绍德意志社会主义。第三编《近时之社会主义》。指出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今则如仇”。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大异其趣”。第四编《欧美诸国社会党之现状》。主要介绍法、德等国家社会党的历史。此书最后还附录《社会主义及其党与之重要诸件表》，为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提供了126件文稿。同时，还介绍了15篇重要参考书目，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经典著作，为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译著目录之一。

四、“一代宗师”马君武最早以论文的形式阐明马克思主义的要点

中国谁最早撰写论文阐明马克思的观点呢? 不少学者认为是梁启超。他在1902年10月出版的《新民丛报》上，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 ,但论文只提到马克思为“社会主义之泰斗”，并未介绍马克思的观点。真正论述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应首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马君武。

1902年12月《译书汇编》第十一期发表君武写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约5000字。作者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与达尔文的进化论比较以后，明确地指出“马克司(思)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接着又说，社会主义是真理，社会主义社会其乐无穷。要实现它，需要大智大勇，坚持进步，反对退化。“社会主义者即解民数(社会人口)问题之独一捷法也……社会主义当摧破而无复余然，犹能腾万丈之光照耀一世。岂非其主义固有真价值存焉?故不灭而益明也。”并朦胧地提出只有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建设两个文明的思想:“社会主义以为人群之交际，道德既发达，则机器技术之属，亦必随之发达，而物生计之需，自呈能效材，以助长其群之福祉。而人群进步不息，遂可造于道德、自由之极乐国 ,今世争利之制，何足算也。”“社会主义者，欲人群改良其社会之组织达于极点，以长久昌盛，百战百胜，享福无穷也。”“社会之改良则诚大难事也，由今世争利之制度，而变为社会主义制度，则尤难而又难，是必变其道德，变其智识，变其习俗，变其组织，由下等之社会生计变而为上等之社会生计，世人根性劣下，不知其利，相视疑怪，亦何是说 ?”“世人而果不忘图进步也，则不可不修诸等之德行，若团体，若先见，若自治，克己是数德者，人群福祉之所由生也，社会主义之所由立也。凡怀热心图进步之国民，未有不欢迎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既行，则人群必大进步，道德、智识、物质生计之属必大发达，此世界之光景一大变。”

作者还尖锐地批判康有为的《大同书》，说它否定阶级斗争，欲进化，实退化。“虽然欧罗巴之世界，既有此种奇伟光明之主义，而忍使吾国之人昧昧然，不知其为何物，则亦非以输入文明为己任者之本心也。且近人已有托礼运之片字只义，演为大同条理，陈设制度，以期实行者，欲以一人为牧人，以众生为牛羊，而听己之指挥焉?偏于一面，而不知竞争不息之旨，则是欲进化社会而反之于退化也，不可以不辩。”

最后，作者向读者推荐25本社会主义著作，为中国人最早提出的一批社会主义书目，其中有“社会党巨子”马克思著作 5 本:《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并说:“社会主义诚今世一大问题，最新之公理，皆在其内，不可不研究也。”

以上资料表明，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在中国已开始翻译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著作，并在思想界产生一定的影响。这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参考文献:

[ 1 ]孙中山、中山全书:第一册[ M ]、上海:上海中山书局，1926。

[ 2 ]蔡尔康、大同学[J ]、万国公报，1899，(121) :13、

[ 3 ]蔡尔康、大同学[J ]、万国公报 ,1899 ,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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