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社会主义》是国人最早接触的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著作，其翻译版本被多次出版。该译作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之一[1]。学界对于其译本的关注较多从早期翻译传播的史实进行概述。《近世社会主义》的早期翻译不但是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翻译传播的开始及翻译模式的缩影，也为探究翻译在思想文化传播中的意义和地位提供了典型的案例。本研究全面梳理《近世社会主义》的早期翻译情况，着重从该译著译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点段落和翻译文本细节方面考察对译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贡献。

一、《近世社会主义》译介的背景

冯志杰指出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整个历史实践来看，经过三条途径和两种方式。两种方式分别是间接译介和直接翻译原著。前者包括翻译介绍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著作和参考有关著作撰写相关著述，后者是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作。在晚清，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活动处于萌芽状态，从方式上看主要是间接译介，从渠道上看主要是经过日本这一渠道。

晚清时期从日语翻译过来的汉语作品的数量如潮水般上涨。这些译作大多在日本出版。1900年，留日学生成立了专门负责将日语书籍译成汉语的社团译书汇编社。这些著作的作者部分为日本人，部分为欧美人。如果原著作者为欧美人，译文则不依据欧洲语言的原文，而是以其日语翻译为基础，也就是说是一种二次翻译[2]。

20世纪初，特别是1902年到1903年间，中国留日学生掀起了译介日文社会主义著作的热潮。这些译著使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得到了最初的传播，也使科学社会主义得到了初步介绍。其中幸德秋水、福井准造、村井知至等人的著作不仅在社会主义学说方面内容集中，观点鲜明，而且包含着比较深刻的哲理，在中国有很大影响[3]。赵必振译《近世社会主义》是最早对《资本论》进行简要介绍的著作，是中国系统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第一部译作。

二、《近世社会主义》译介内容及评价

该译著是系统介绍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和各国社会主义运动概况的第一部著作，最早对《资本论》进行了简要介绍。这部书明确指出圣西门、傅立叶、欧文和路易·勃朗、蒲鲁东的学说都是空想的学理和儿戏的企图，其实行也属空想。只有马克思等德国社会主义“其学理之论据，最为坚固。故其势力，至今日而不衰”。该书专门开辟一章，介绍了《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著作的写作过程和主要内容，赞扬马克思为一代伟人。这说明20世纪初，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开始了最初的传播，其中包括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社会进化思想，并涉及唯物史观等基本观点。

明治32年6月栗原亮一在序中给了该书以很高的评价，认为该书是译者博采诸多社会主义学说的优点，对于当时是十分紧要的一部译著。政友福井直吉君之哲嗣准造君好学修文，研究社会主义，博采泰西诸家之说，顷者著题为社会主义，公之于世，夫社会问题之讲究，为近世之最急要者，而发明社会主义真相著作，吾国尚阙而不详，以致研究社会主义者，每每误解，今此书出，关系于吾国者不浅，因一言以为叙[4]。《近世社会主义》自序指出本书的写作目的是反映当时社会主义在多国发展的形势，介绍各国社会主义是如何解决当时社会发展的诸多问题。

社会主义者何也。所以稽社会党之行动也。然或因孟浪过激之凶徒，为安宁秩序之仇敌，以招世界之嫌恶，然而文明所到之处，则社会问题必随伴之，而社会党亦随而兴，余素暗于实事，迂于时势，而岂敢以慷慨自任，每以国家之大事为忧乎。而敢以能文达识之士自命，而后其博览多才乎。然当此滔滔社会之潮流，静观事物变态之迹，徐徐视察其趋向，我日本今日之形势，社会问题亦隐约胚胎于其中，贫富悬隔之弊，亦将渐显于社会，是经世忧国之士，不能漠然置之者也。此所以稽查欧美诸国之事例，以讲究近世之社会主义，其微意之所在，即注于兹矣。世界识者，披阅一过，当亦恍然于社会问题之不可轻忽，是著者之所厚望也。后之读者，其不以为覆瓯之具欤。

明治32年3月福井准造识于相阳丰田寓居[5]

该书的日文原著有4编20章。四编分别是第一期之社会主义、第二期之社会主义、近时之社会主义和欧美诸国社会党之现状[6]。

三、《近世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译介的贡献

1.译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术语。很多表达马克思主义概念的词语都是由日本学者、翻译家和政论作者在明治初期创造出来的，这批词语是日本接受西方思想趋势过程中新产生的政治和科学专门术语中的一部分[7]。《近世社会主义》在译介社会主义学说的同时，又使一大批马克思主义术语融汇到现代汉语，丰富了汉语词汇。下面以“剩余价值”这个典型的马克思主义术语为例，分析《近世社会主义》是如何把它们引入汉语的。

《近世社会主义》用“使用价格”“交换价格”以及“剩余价格”来译介“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剩余价值”等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基本概念。例如，该书是这样描述剩余价值的本质的：“剩余价格没收劳动者之劳动是也。”[8]“故其算定之权利，必收于资本家一人之掌握……于是悲惨之劳动者，仅得最低之凭银。”[9]

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学说在日本早期的社会主义文献当中就曾经出现过——虽然有时候日文的表达方式还并不太确切，这些文献一直都把“价格”作为“Wert”的对等词使用。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里，“使用价格”被理解成为一件事物的物理特性，因为有这种物理特性，这件事物就对人们有用，而“交换价格”则是指作为其内在价值的表现形式或者表达方式的商品交换比率。交换价格被描述成“一种产品与另一种产品相交换的比率”，这种交换比率是“为生产这种产品所使用的劳动的比率”[10]。

随着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人们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兴趣的产生，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才开始研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至于为此而需要的术语，人们则全无例外的照搬了日文文献。从此之后，这些术语就成为了中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里的标准术语了。日本人创造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在这个时期开始进入汉语，为日后蓬勃开展的中国革命提前做好了词语方面的准备[11]。

2.解释了马克思主义学说文本的相关细节。我们看到译者为了摄取《近世社会主义》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简简单单的输入式原原本本地全译，而是经过理解、消化吸收和变通并有所选择和取舍，从而更好地为译介服务。这给我们的启示是为有效实现翻译目的，译者应根据译文不同语篇的预期功能，灵活选择相应的翻译策略，决定哪些原文语篇信息可以保留，哪些必须进行调整，再根据译文读者的需要进行补译或解释，从而达到译文预期目的[12]。

在原文中译者认为有必要添加注释的部分在译文中有所说明。例如，绪论部分在对国家社会主义的解说中对需要进一步解释说明的地方做了原文文本中没有的补充。

《乌托邦》的社会者，是为理想的社会党。一为改革现今之制度，依赖人间之公共心与慈善心，欲以舆论之力而改革劳动社会者，是为渐进的社会党，又其极端之所至，欲以铁血而改革社会，以一挺而胜百枚之投票(译者注：言执武器而抗议会之意)，嚣嚣然而奋一臂之力，以争吾人之自由，以火药弹丸杂血肉之躯而薄之，是为革命的社会党。理想既异，手段既异，方策既异，而其归宿，终亦无殊愤激之极端，同以厌世的观念(译者注：舍身而从事于铁血亦厌世之观念也)，而企图理想之世界，彻头彻尾，以破坏现制为主张，纯然而同唱破坏主义，切望劳动社会之改良，而共享平等之福利，以行均一之分配，社会主义之目的，此其大端也[13]。

在上文对两类不同的社会党——渐进的社会党和革命激进的社会党——说明时，为了更加明确解释其分别采取的措施，译者添加了两处补充注释，使得语义进一步明确。增译表现了译者对原文细节的深刻理解，同时也向读者做了清楚的解释。

又如，介绍马克思把生产界的变迁分成三个阶段时也有补译的部分。

彼述殖产界之变迁，为三种之时期。第一期为手工劳动者以自己之资本，从事于各自生产之时期，是为资本势力未盛之时。其第二期为资本者与劳动者之间，生多少之分离，资本家依其利益，劳动者依自己之劳银，而为生活之端，是为资本将盛之时。至第三期大工场之大资本家于工业界有无限之势力，于土地则资本与劳动者名为保其自由，实则系□[14]于劳银之桎梏，其利益之全额，悉归资本主之所有，自己仅得仅少之奉给，而有满足之状态，是为资本极盛之时[15]。

生产界发展的第一个时期是资本势力“未盛之时”日文原文“資本の勢力未だ甚だ盛んならざりの時なり”的翻译，“是为资本将盛之时”和“是为资本极盛之时”，原文中并没有类似的表述，是译者添加的理解和补充说明，根据“未盛之时”的译法，“将盛之时”和“极盛之时”不但对原文理解准确，而且结构上也同样是四字的工整对仗。

对于历史上的翻译事实，我们不仅仅看它翻译质量的高低，更要看它在文化交流上发生的作用和影响，这是翻译文化史研究不同于翻译史和其他翻译研究之处。从翻译文化史的角度来看，译本的忠实程度与该译本在文化沟通上的作用之大小并无绝对的正比例关系。译者(其后有文化背景)的摄取是重要因素。翻译过程中，文化信息的微妙变化，如信息的增损、变样，可以说正是翻译文化研究者感兴趣的[16]。

3.批判了无政府主义思潮。在该作第三编第一节指出了无政府主义的定义如下：

社会の現制度に反対すると社会主義に等しく、貧富平均を希望すると社会主義の如く、階級特権及び財産制に対する観念も亦或る一派の社会主義が唱道するものに酷似して、共産及び共有の度制を主張し、而も一切中央政府の干渉を無用なりと排斥し、以て之が絶滅を唯一の目的とせる一派の論者あり、世之を称して無政府主義と云ふ[17]。

译文：

与社会现制度反对之社会主义等，如希望贫富平均之社会主义，与对阶级特权及财产制之观念，皆为一派之社会主义，大致有相似者，若主张共产及共有之制度，而排斥一切中央政府之干涉为无用，必绝灭之而后已。其唯一之目的，蓋注于此，世遂称之为无政府主义云[18]。

无政府主义的破坏性危害在于使用极端残暴手段废除一切制度。

一言すれば無政府主義は現組織に対する極端なる破壊主義にして社会に於ける制度、文物、階級、特権及び其政府すら、凡て一切之を破壊全滅して、以て其目的を達せんとせり、即ち彼等は斯の方法に依らざれば、社会の改良も自由の伸暢も貧富の平衡も、到底之を実行し難きを信ずるが故に、過激疎暴の手段に依りて、現制組織に極端の打撃を加へ、時に或は秘密的結社を造りて、放火暗殺の非行を企て、爆裂弾と刀剣とは常に彼等の利用する所となり、認めて以て社会の公敵なりと思惟せる高官貴人を殺戮し、帝王皇妃の其襲撃に遇ふもの事例甚だ少なからず、狂暴斯くの如くなるが故に、社会は其過激の挙動に戦慄し目して以て安寧秩序を紊乱するものなりと思惟するに至れり[19]。

译文：

无政府主义者一言以蔽之，其对现组织，则主极端之破坏主义，于社会之制度、文物、阶级、特权及其政府。一切破坏而全灭之，以达其目的，然彼等之方法，而欲社会之改良，自由之伸畅，贫富之平衡，终难实行，故用过激麤暴之手段，于现社会之制度，加一极端之打击，或造秘密的结社，以企放火暗杀之非行，爆裂弹与刀剑等，常为彼等之利用，甘为社会之公敌，以杀戮显宦贵人，袭击帝王妃后，种种之暴动者不少，其狂暴如此，颇为紊乱社会之安宁秩序云[20]。

四、《近世社会主义》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欧洲，之所以能在尚不具备无产阶级革命条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被引进，主要是由于留学生特别是在日本的留学生和在海外从事革命或变革宣传的资产阶级先进任务介绍的结果。留学生对马克思及其学说的介绍虽然是初步的，但基本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情况，为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后来大规模和实质性的传播起了某种思想先导作用[21]。译作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翻译传播的初始文献，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了文本上的准备。

《近世社会主义》中译本的出版，对在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先进中国人曾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得到进一步的深入和发展，形成一种以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主体的宣传、介绍社会主义的思潮。国外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流派相继介绍到中国，形成民国初年社会主义流派纷繁的局面。1927年初期，正当大革命高潮时，上海时代书店将它重印出版，曾对当时的革命斗争起到了一定的鼓舞作用[22]。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第54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晚清首部国人译介的马克思经典译著的翻译史考察》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3M540992;2013年度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晚清首部国人译介的马克思经典译著的翻译史考察》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课题编号：W2013222)

注释：

[1]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第177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2][7]李博：《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从词汇-概念角度看日本和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第62、413-41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3]丁祖豪：《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第10页，[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5][8][9][10][11][13][15][18][20][日]福井准造：《近世社会主义》序言第1、122、123、301、303、9-10、110、178、179，赵必振译，[上海]上海时代书店1927年版。

[6]鲜明、修刚：《晚清系统译介社会主义学说的第一部译作》，载《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

[12]张锦兰：《目的论与翻译方法》，载《中国科技翻译》2004年第1期。

[14]原文此处不清晰。

[16]王克非：《翻译文化史论》第6页，[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17][19][日]福井准造：《近世社会主义》第261、262页，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东京有斐阁书1899年版。

[21]冯志杰：《中国近代翻译史晚清卷》序言第2-3页，[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

[22]田伏隆、唐代望：《马克思学说的早期译介者赵必振》，载《求索》1983年第1期。

【作者简介】鲜明，语言学博士，中央编译局中央文献翻译部博士后，东北财经大学国际商务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天津外国语大学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基地研究员，主要从事语言思想史和语言文化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