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必振，派名厚屏，字曰生或粤生，号星庵，又名廷敭(又作廷飏)，祖籍常德市鼎城区石板滩。赵必振于1902年至1903年间，先后翻译出版了《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广长舌》和《近世社会主义》三部日文版社会主义著作，对当时国人的思想觉醒与启蒙产生了积极影响。从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史来看，赵必振以其三部社会主义学说译著而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并且以其译著《近世社会主义》出版发行时间最早、翻译介绍内容最详，被誉为“中国译介马克思主义第一人”。我们研究、追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历程，赵必振是绕不过去的一个人，《近世社会主义》是绕不过去的一本书，这本书是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史上的代表性译作。其代表性的积极意义在于：

第一，通过赵必振的译介活动，我们可以了解到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的最初时间：马克思的学说尤其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二十世纪初就来到了中国。

现在学术界公认，1899年2月上海广学会出版的《万国公报》第121期刊载的《大同学》第一章“今世景象”一文，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译、中国人蔡尔康撰文，是迄今所知中文报刊对马克思及其言论的最早介绍。1900年12月6日，中国留日学生在《译书汇编》创刊号登载了日本有贺长雄的《近世政治史》的中译文，文中写道：“1862年，各国工人领袖均集于万国工人总会”，“麦克司总理全位”，这是中国报刊第一次介绍社会主义和马克思领导的第一国际。中国人在自己的著述中最早提到马克思名字的是梁名超。1902年9月，他在《新民丛报》第18号上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介绍马克恩：“麦客士，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 资产阶级革命派早期接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是马君武。1903年2月16日，他在《译书汇编》第2卷第11期上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一文，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发展历史。早期介绍马克思主义最有影响力的当属朱执信。1906年，朱执信在《民报》 第二、三、五号上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论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等文章，第一次向中国人民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活动史和简单的传记与思想。

以上这些人对马克思及其学说的介绍都比较简单，而且不成系统。赵必振1903年翻译的《近世社会主义》的出版发行改变了这种状况，它第一次向中国人比较全面、系统的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较详细地介绍了社会主义的各个流派与思想。相比较而言，这本书的影响是最大的。据蔡元培一九二〇年所说：“西洋的社会主义，二十年前，输入中国……译有《近世社会主义》等书……”

第二，通过赵必振的译介活动，我可以了解到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的最初内容：由于当时输入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来源于日本，在日本军国主义专制语境下，当时日本的社会主义是经过加工改造过的，“离马克思主义的真正认识还相差很远”。因此，二十世纪初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是肤浅的、不全面的，甚至是不完全正确的。

资产阶级改良派梁启超曾撰文《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并称马克思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其实，梁启超并没有真正了解马克思和社会主义，相反，梁启超恰恰是从否定的意义上来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他曾明确表示：“极端之社会主义(指科学社会主义)微特今日之中国不可行，即欧美也不可行。”资产阶级革命派马君武则把圣西门、傅立叶、路

易·勃朗、蒲鲁东、拉萨尔等人同马克思的名字排列在一起，认为他们都是社会主义者，将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混为一谈。

第三，通过赵必振的译介活动，我们可以了解到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的最初渠道：赵必振不是一个特例，而是一个群体，一种现象，“赵必振现象”表明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是西方思想文化大输入、大引进、大爆发的时代，史称“西学东渐”。

从1899年上海出版的《万国公报》第一次提到马克思的名字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前，留日学生群体是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的主渠道。据统计，1896年，中国第一批赴日留学生仅13人，1900年增至280人，1902年达到500人，1903年逾1000人，1905年则达8000多人，以后逐年还有增加。①在日本社会主义运动日渐兴盛的影响下，一大批怀揣救国救民志向的留日先进分子掀起了引进和译介社会主义学说的热潮，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梁启超、严复、孙中山、朱执信、马君武、陈独秀、李大钊等，他们大量翻译引进日本社会主义著作，积极撰文发表在自办的《游学译编》《江苏》《浙江潮》《新民丛报》《民报》等进步刊物上，介绍阐释社会主义学说。同时，翻译并出版日文书籍的译书机构相继成立，据统计，从1896年到1911年，中国和留日人员中翻译出版日文书籍的机构至少有116家，其中存时较久、较重要的有商务印书馆、译书汇编社、广智书局、南洋公学译书馆、作新社、文明书局等，大量政治、文化、思想、科技等方面的日文书籍通过这些译书机构呈现给中国读者。

第四，通过赵必振的译介活动，我们可以了解到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的最初影响：早期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学说虽然没有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和接受，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影响也比较有限。但是，当时社会主义学说犹如一股清新的空气吹进沉闷的中国社会，使中国人初识了马克思主义，引起了知识界、思想界一部分人的关注和震动，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质性传播做了铺垫和准备，对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出版后，当时《每日新闻》《中国民报》等报刊和著名社会活动家高度赞扬这一惊世之作。广大国民读之,“则思想亦为之一新”。以至该书刚一出版就遭到清政府的查禁。1927年，历史学家曹聚仁将它重新标点出版时，在《告读者》中感慨地说：它“这么伟大”, “在二十五年前，中国学术界已有人来译述这一类读物，真可使我们现在人十分惭愧”。

《近世社会主义》发行前，在《新民丛报》刊登了出版广告，称本书关系中国走向工业文明与组织党派活动，“即此二端，此书之价值可知，有志者请急先睹。”《新民丛报》畅销量达一万三千余份，在日本出版后运回国内大量发行，这无疑扩大了《近世社会主义》一书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该书发行后，被当时中国称之为“惊世之作”。1927年，上海时代书店将它重印出版，对当时的革命斗争起到了一定的鼓舞作用。